「能源獨立與國家韌性—--從世界到台灣：能源政策的迴旋與修正」
論壇紀實

撰文整理｜PS.黃觀
照片提供｜社團法人台灣人間魚詩社文創協會

從專題報導走到公共現場

在上一期《人間魚詩生活誌》中，我們以封面專題〈「非核家園」——不得不修正的能源政策？〉，重新檢視台灣長期以來被高度政治化、卻又無法迴避的能源議題。我們認為，重要的國家與社會議題，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之中，而應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書寫是倡議的起點。因此，從專題報導走向實體國際論壇，我們嘗試讓媒體角色從「報導」走向「對話平台」的實踐。

本場論壇於2025年11月19日於喜來登飯店舉辦，由前立法委員Kolas Yotaka主持，四位與談者為：德國駐台代表處處長狄嘉信（Karsten Tietz）、德國核能科技協會理事長湯瑪士．賽波特（Thomas Seipolt）、前雷神公司台灣區總經理、前美國國防部官員胡振東（Tony Hu），以及線上參與的美國退役海軍少將蒙哥馬利將軍（Mark Montgomery）。四人分別從外交、工程、軍事與產業安全的角度，回應同一個核心問題：當能源成為戰爭工具，民主社會該如何回應？

德國退核是政治決定　戰爭催生自由能源

Kolas：俄烏戰爭後，德國的能源政策是否因戰爭威脅而改變？

狄嘉信：德國的能源政策核心是希望在2045年達到「碳中和」。這代表我們必須逐步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同時提高再生能源在整體能源結構中的占比。目前我們的進度如下：在2023年，再生能源約占全國電力的50%。到2030年，我們設定的目標是80%；而在2035年，我們期望能達到100%使用再生能源。當然，核能理論上也可以作為減碳工具，但德國選擇逐步退出，原因非常複雜且多重。

首先，是安全問題。我們都記得車諾比與福島的事件，而在俄烏戰爭中，扎波羅熱核電廠也成為戰火威脅下的重要焦點。這些事件提醒我們，核能設施在極端情境中確實存在風險。其次是成本問題。核電廠的建置費用極高——特別是前期投資。這些成本往往需要政府長期補貼，才能使其具有經濟效益。此外，德國至今仍沒有一個最終核廢料儲存場，相關的政治與社會討論十分激烈，各聯邦州之間也會互相推託「不要設在我這裡」。如果我們現在決定重新建設核電廠，新的核能機組大概在 2035年之前都無法投入運轉，但2035年，是我們設定「再生能源要達到 100%」的目標年。因此，若此時將資金投入核能，很可能會排擠再生能源的投入，反而拖慢能源轉型。

此外，俄烏戰爭也使能源議題瞬間從「氣候政策」變成「國家安全政策」。過去我們高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約占50%。當俄羅斯對我們切斷能源供應時，我們不得不在短時間內以極高的價格，自卡達、美國、挪威、英國等國採購替代能源。這段經驗讓德國社會深刻理解：國家不應將能源供應交付到可能威脅自身安全的國家手中。我們

必須保護自己，不讓能源依賴變成被脅迫的工具。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稱再生能源為「自由能源」——因為它不依賴外部供應國，不會受到政治威脅。

用一句話總結：在「必須用化石燃料來替代核能」的時候，保留現有核電廠是務實的做法；一旦能以再生能源穩定取代核能，關閉核電廠就是好主意。整體而言，我們仍然認為「往再生能源與能源獨立」的方向是正確的。

Kolas：你如何理解「核能在歐洲仍被許多國家採用」這件事？

賽波特：理由其實很一致。核能能提供大量、穩定、低碳的電力。德國做出自己的政治選擇，但歐洲許多國家仍在建或重新評估核能，因為它在供電可靠性上有優勢。工程師的看法是：不同國家在風險與成本上的權衡不一樣。

Kolas：德國綠黨其實非常強大，也堅持反核，而且綠黨的政治人物也進入內閣。反核者最大的理由，就是認為核能不安全，會傷害人類健康、會危害社會的發展，這也是部分台灣人民恐懼核能的原因。在俄烏戰爭前後，你觀察德國在不用核能之後，替代方案到目前為止運作得如何？

賽波特：退出核能是政治決定，不是技術決定。德國綠黨其實已在今年春天退出聯邦政府，目前執政的是社會民主黨與保守黨的組合。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退出核能」常被誤以為是綠黨主導的政策，但事實上，德國在2013年由梅克爾擔任總理時的保守黨政府，便已做出明確決定——德國要走向「非核家園」。因此，退出核能並非單純出於環保理念，而是經過長期社會辯論、政治協商、以及對能源風險的重新衡量之後所做的國家戰略選擇。這項決定花了十年才真正落實，直到2023年關閉最後三座核能機組。

當然，從技術角度來看，核能延役是有可能的，但最終政府做出的是政治判斷，而非技術判斷。在核能退場後，德國需要有基載電力來維持電網穩定，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不得不依靠燃煤電廠做為過渡方案。燃煤燃料本身並不符合減碳目標，但在能源轉型尚未成熟前，它是唯一能快速填補核電缺口的方案。這也反映了一個現實：再生能源雖然清潔，但它無法做到全天候供電。再生能源最大的限制在於「間歇性」，太陽能與風力無法24小時穩定輸出，因此國家必須擁有能夠填補波動的設備，燃煤與天然氣發電在這個階段便扮演關鍵角色。

即使如此，我們仍設定了淘汰燃煤的時間表，預計在2035年之前全面停止使用燃煤。這代表在未來十年內，德國必須大幅投資可再生能源與儲能技術。然而，真正的瓶頸不是發電量，而是「電網」。我們的輸電網路並非設計來承載高度分散、跨州流動的大規模再生能源。在強風地區與高耗能地區之間，電力無法有效轉移；在日照強的南部與工業重鎮之間，輸電能力也不足。電網升級事關整個能源系統運作，而它的工程規模遠超大眾的想像，至少需要十年。

所以，若要問德國目前替代核能的方案是否順利運作，我會說：在技術上，我們仍面臨挑戰；在政策方向上，我們的路徑是明確的。德國選擇透過再生能源與電網建設來達成能源轉型，而燃煤與天然氣在過渡期仍有必要角色。這不是理想中的完美劇本，但它是現實中最可行的路線。

總結來說，退出核能是政治決策，彌補核電缺口則是工程問題，而真正能決定德國未來十年是否成功達成能源轉型的，是「電網」。如果電網無法升級，所有能源轉型策略都會受到限制。這是我們正在全力面對的挑戰，也是我認為台灣在討論能源結構時，必須同樣注意的核心議題。

Kolas：現在的德國政治與社會氛圍而言，整體對於核能的接受度如何？在台灣，挺核與反核是高度政治化、經濟化，甚至帶有道德評價的爭論。德國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辯論？

狄嘉信：這個辯論在德國「曾經」和台灣很像，非常激烈。不管是被中國封鎖，或像德國一樣因為俄羅斯關掉天然氣，當化石燃料進不來時，所有依賴化石燃料供應能源的經濟體都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唯一的解方就是：離開化石燃料。至於要用核能還是再生能源，各國可以自己選，但方向一定是離開化石燃料，走向一種不會被鄰國「掐住喉嚨」的能源。

在德國，我們把這類能源稱為「自由能源」，也就是可以讓你不再被可能的侵略者或勒索者所控制的能源。對我們來說，那就是再生能源；對其他國家來說，可能會是別的形式。所以，這不再只是「氣候議題」。剛提到綠黨，他們在政府裡的時候，一方面推動非核，也一方面推動「能源獨立」，他們也不想因為支持烏克蘭，就必須擔心俄羅斯會如何對付我們的能源供應。簡單說：能讓你不必被威脅的能源，才是你應該追求的。我們不再生活在那種「大家都是朋友」的理想世界了。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大概十年前，我們曾經以為世界是那樣的，但那個時代已經結束。

現在，大家意識到風險存在。所以，社會上雖然還是有人在討論「要不要完全放棄核能」，但既然決定已經做了，要不要重新啟動、並付出十年以上的時間去蓋新核電廠，其實已經不太有意義。

所以對德國而言，大方向就是加速發展再生能源。而從我個人角度，核能當然比化石燃料好，因為它同樣能提供某種程度的「能源自主」。每一個國家都必須自己找出最適合自己的組合。

Kolas：如果把核能視為（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橋接，最大的瓶頸是技術還是政治？

賽波特：以技術來說，延役與維持既有核電並非不可能，但政治決策往往早已定下時間表。危機中最困難的不是「懂不懂怎麼發電」，而是社會能否接受、政府能否承擔爭議成本，以及能否同步把電網、儲能、調度與再生能源建設做出來。當你把核能關掉而替代尚未到位，短期就容易回到燃煤或燃氣，這是許多工程師最在意的反效果。


​中國能源封鎖　台灣能接住國際援助嗎？

Kolas：台灣是海島，幾乎沒有陸路能源替代。你認為台灣最可能面臨什麼威脅？

蒙哥馬利：最危險的情境是跨海入侵或大規模封鎖，但那需要更長期準備；我認為更可能的是網路加持的經濟戰：結合外交、經濟、行政與法律戰手段，再放大網路活動與影響力操作，逐步施壓、削弱社會韌性。這種行動正在發生，未來可能提高強度。


​Kolas：就能源而言，封鎖為何特別危險？

蒙哥馬利：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在電力結構中，液化天然氣（LNG） 佔比很高，且庫存多以「週」計。若中國用檢疫、隔離、演訓封鎖區等方式阻斷十幾、二十艘 LNG船，近半電力可能出現缺口，接著就會面臨「關掉誰」的艱難選擇：民生、醫療、國防，或半導體及其供應鏈。這不只衝擊台灣，也會波及全球經濟。關鍵是要能辨識它正在發生，並立刻啟動盟友支援與護航機制。

Kolas：針對中共可能對台灣發動的能源封鎖。你怎麼看？

胡振東：中國其實已經在做很多事影響台灣的安全。如果你去看中國軍事理論裡的「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他們的想法是：最好能在「不開第一槍」的情況下，就削弱甚至打倒對手。他們會用：網路攻擊、認知作戰、資訊操弄，這些現在都已經在發生——不只是針對台灣，也針對美國與其他國家。他們試圖從「內部」把一個國家撕裂。

如果你用「戰爭階段」的眼光看，我會說：中國對台灣的戰爭其實已經開始了，只是大部分人不把它當作戰爭，因為現在還沒有炸彈、子彈。回到能源封鎖這個問題。中國可以做，也可能會做。

那麼，美國、日本、澳洲、甚至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會怎麼回應？我認為會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不認為封鎖會成功——他們也許會試，但代價非常高。即使中國採取封鎖，在那兩三週內，台灣不會只是坐在那裡任打，國際社會也不會什麼都不做。一定會有反應，而我相信反應會很快、也很明確。真正的問題是：台灣準備好把支援變成有效供給了嗎？

Kolas：你所說的「把支援變成有效供給」是什麼意思？

胡振東：要有一套RSOI的能力，也就是接收（Reception）、暫留（Staging）、前運（Onward Movement）、整合（Integration）的能力。護航船隊來了、空橋建立了，物資在哪裡卸？哪個港口、哪個機場？一天能處理幾艘船、幾架飛機？處理速度決定供應鏈能不能轉起來。接著是內陸配送與保護：倉儲、車隊、油料、路線、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協作，做到最後一哩路。若物資堆在港口與機坪，封鎖就等於仍然有效。能源韌性不只是發電能力，而是後勤與社會動員能力的總和。

Kolas：除了RSOI，你認為台灣最需要補強的是什麼？

胡振東：第一是儲備與基礎設施安全強化：不只看「存多少」，也要看「存在哪裡、能不能保住」，包括更分散、更堅固的地下儲槽。第二是「接收能力」的盤點：哪些港口、機場能承擔，西岸與東岸如何互補。第三是民防與社會韌性：政府能處理大宗燃料，但民生需求往往要靠社區網絡與民間組織協力，危機時才不會卡在行政流程。


​Kolas：若封鎖發生，國際反制可能是什麼樣貌？

胡振東：我預期反應會很快：護航（convoy）與空橋（air bridge）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同時也可能出現金融與港口層面的反制。封鎖不是單向壓力，而是承受力比賽：台灣要能撐過第一波衝擊，中國也要承受外部反制的成本。台灣要做的是把「能撐」與「能接住」做出來，讓盟友知道支援不會浪費在塞港與塞機坪。

我認為台灣不只要想著「如何熬過封鎖」，還要思考如何「抵抗封鎖，讓封鎖失敗」。台灣幾乎一天就需要一船LNG。以目前的儲備與接收能力來看，台灣還不夠重視「把存量藏好、守好」。台灣應該大幅增加「強化、掩蔽、甚至地下化的燃料與LNG儲存空間」。在這方面，台灣相當脆弱。

如果中國真的實施封鎖，國際社會一定會迅速且明確地回應。我相信由多國組成的護航船隊在一週內就會啟動；類似柏林空運（Berlin Airlift）那樣的空橋，在幾天內就能開始，輸送關鍵物資。此外，也可能出現對中國的「反封鎖」，例如在馬六甲海峽等關鍵水道上，對中國貨輪施加壓力。中國是出口導向經濟，這些都會對它造成重大影響。但是，回到台灣身上：

真正的問題不是「會不會有人來幫」，而是「台灣有沒有準備好接住這些幫助」。

這就回到我剛才提到的RSOI。我不認為封鎖會讓台灣滅亡，但如果沒有準備，它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巨大的混亂，給敵人可乘之機⋯⋯國際社會會支持台灣，但前提是：台灣要先讓別人「幫得上忙」。


結語：把分歧放回同一張桌子

Kolas：台灣其實在經歷大規模罷免，以及核能相關公投之後，社會裡有很多裂縫，因此我們很需要像今天這樣的場合——好好坐下來，把話說清楚，把彼此的擔心、疑慮說出來，也好好聽不同意見。混亂與分裂，其實是中共最想看到的。今天這個議題，對於「要不要使用核能、要怎麼使用能源」，每個人其實各自在光譜上的位置都不一樣。我們需要這樣的機會，引進更多理性、和平的討論，來看待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尤其是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