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意志與身份認同 —— 夜談詩電影
導演侯宗華Ｘ黃聖鈞

採訪撰文／攝影 ｜ 郭潔渝

​前言

導演侯宗華：「創作一部電影就猶如上帝創造新世界，能不興奮嗎？」

導演黃聖鈞：「人類社會有『國家」這個體制，所以在國家底下，我們產生了不同的思考。」

在雨夜的小酒館裡，兩位導演熱烈討論著他們分別以菲律賓詩人和權與馬來西亞詩人謙成詩作爲靈感來源所拍攝的詩電影，侯宗華導演在《當鋪》中自導自演，當中看得到與他之前的院線長片《炸彈客》有些共同性；而黃聖鈞導演的《我在船上自述》則融合詩人對文化與國際政治的看法，和導演身為台灣人的觀點。

以下為訪談節錄，最下方有兩部詩電影線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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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宗華：身為一個台灣人，你的思考是哪些呢？

黃聖鈞：這件事始終是是複雜的。有一派的人會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我們流的是中華民族的血統。如果順著這個脈絡去思考，往前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或許我的祖先和謙成—--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先，其實是同一個血緣。在祖先的分流、移動下，我們來到了海的兩端。不過，人類社會有「國家」這個體制，所以在國家底下，我們產生了不同的思考。更現實的是，在中國和台灣之間，還有一個中華民國。所以在中華民國這個國家體制之下，我該怎麼去意識、去理解，中華民國、台灣和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甚至大陸的關係，當然我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思考，但是我在做這部詩電影時，我不想要斬釘截鐵地認定它，不想因為我是台灣人，就坐在這邊不動，我反而希望移動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今天被認定為中國人，我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或是，如果我一定要被認定為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底下的人，我該如何去認定自己的身分？我想要去思考，在不同位置下，我的身分會有哪些變動。



侯宗華：和聖鈞相反，我會讀詩人的作品，但不去碰觸詩人的狀態，因為我盡可能做到非地域、非國籍，不僅讓詩電影呼應我的內心，也讓它變成可以隱喻到全世界的象徵，或類似集體潛意識的東西。

黃聖鈞：宗華導演的《當鋪》除了把目前世界的問題內化，也命中了人類的集

體共感，無論是疫情或戰爭，都是當代人會有的隱性恐懼。

郭潔渝：雖然兩位導演的創作方向一個向外，一個向內，但今年兩部詩電影都有戰爭、軍事相關畫面：《我在船上自述》加入了解放軍東部戰線影像，《當鋪》則有實拍的坦克、戰機、火光等特攝片。雖然宗華導演偏向以自己的視角出發，但探討的內容沒有脫離現實世界太遠，在台灣的我們，這幾年並不平靜。

除此之外，宗華導演2023年的院線長片《炸彈客》也是自導自演，這個特色延續到《當鋪》裡，我想在「侯宗華電影宇宙」的世界觀裡，需要有人出來拯救一切，《炸彈客》的主角手段比較激烈，而《當鋪》中，你飾演象徵所有人類神我的阿特曼（Atman），在印度裔演員卜士文（Prem Purswaney）飾演的業力之神卡爾瑪（Karma）面前，試圖點當人世間的苦厄與罪孽。在去年的訪談中，您提及「渴望擁有超人的意志」。請談談這部分，以及您對當前人類問題的看法。

侯宗華：雖然我經常自導自演拍自己，但不全然是專注在自己身上，而是藉由我，去拍出人類的內心，關於集體潛意識、大我的部分。我想現代社會，人如果不能勇敢做自己、不夠堅強的話，迷信、災厄、脆弱、虛偽等導致的問題，就會一直發生。當然這不表示，如果我們變強了，問題就不存在，而是我希望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意志去克服問題，世界就能往更好的方向邁進。

就我的觀察，這世界其實大多數人過得相對庸俗，或者可能很多人有演員夢、電影夢與其他夢想，但沒有勇氣實現。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強烈的受到家庭、社會價值觀的思想制約，甚至複製上一代的心靈創傷，是在生存，而不是生活，甚至間接造成了犯罪與戰爭。所以我很鼓勵人的意志，如果能掌控好自己，就是對世界的巨大貢獻。我電影中的英雄形象，是要喚醒每個人心中強烈的意志，人類必須要有所覺醒。



郭潔渝：《當鋪》是劇情片，《我在船上自述》則難以歸類在劇情片或傳統紀錄片的二分法裡。請聖鈞導演談談，您覺得紀錄片是什麼，導演在紀錄片中的功能又是什麼？是默默等待嗎？促使事情發生？如何推進敘事呢？

黃聖鈞：今年九月初，我去聽了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講座有一些收穫，可以回應這部分。大約一九二零年代，紀錄片這形式剛被定義之時，之所以被稱為documentary，是因為document是檔案、文獻的意思。當時的紀錄片是大多具有殖民的角度—--例如，一位白人掌鏡者，用檔案的概念去拍南美洲的原住民，把他們的行為、生活都紀錄下來，這本身就是個權力關係。到了當代拍攝紀錄片，應該要思考，紀錄片可以產生何種效果。關於這點，克發導演的想法我滿有同感，是：紀錄片要產生對話----我拿著攝影機，我要和我的被攝者產生對話，我們交換了彼此的價值觀、世界與所思所想，最後可能碰撞出新的、不一樣的東西。同時也希望，觀眾可以在這對話過程裡，找到屬於他認知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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