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解剖身世
Kolas Yotaka:擁抱自己的天賦禮物
採訪撰文|莊豐嘉
攝影|魏瑨筠
攝影|魏瑨筠
前言
「我一直深信,多元的認同,會讓台灣在世界上脫穎而出。」Kolas Yotaka說。她回憶,每次出國,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你來自哪裡?」當她回答「台灣」時,對方往往脫口而出:「喔,我以為你們都是『Chinese』?」她總會微笑糾正:「No, I’m indigenous Taiwanese.」然而,這個回答反而常讓對方更加困惑。
「這種困惑本身,就是台灣多元性的寫照。台灣的人民組成本身就是一份『Gift』——既是禮物,也是天賦。」───Kolas Yo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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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豐嘉(以下簡稱「莊」):在離開政界之後,妳到美國進修回來,經過這陣子的沉潛,為什麼會想要寫這樣的一本書,而且取名為《禮物》?
KolasᅠYotaka(以下簡稱「Kolas」):我很早之前就想寫一本跟「認同」有關的書,但《禮物》這個書名,是在過程中逐漸浮現的方向。我想藉此傳達:只要台灣人能先認同自己,世界也會以此接受台灣。更精確地說,台灣人本身的多元性,就是給世界的禮物。
莊:作為標誌鮮明的原住民女性從政人士,可以從妳小時候的生活環境談起嗎?當初是因為你爸爸工作關係,跟著從東部到西部生活?
Kolas:是的,我爸爸當年為了求學到西部去。受過教育後,他的工作不是農民、漁民或板模工等等,而是工程師,都在與日本人相關的企業裡。但我們家並不特別有錢,不管做什麼工,我們經常回花蓮,就像做板模工的人、做遠洋漁船的人經常回去一樣,因為家人在那裡,豐年祭在那裡,掃墓在那裡,婚喪喜慶也在那裡。我們從來沒有拔掉那個根。所以若要說我的生活是如何,我會說自己和東部的連結極為緊密。即使在西部時,移民西部的原住民也都會聚在一起。然而,都市裡的原住民越長大,越會覺得我們跟別人不同。
例如,阿美族在婚喪喜慶過後,有一個儀式叫做「Pakelang」,不論是喜事或喪事都要進行這項儀式。也就是說,結婚時,大家來幫你完成婚禮,屋主就會在婚禮結束後煮魚請客。因為我們是海洋民族、居住在秀姑巒溪旁的民族,我們會煮大鍋魚來感謝大家的幫忙,也自然會飲酒談笑聊天,這是一份感謝的心。喪禮之後,也要「Pakelang」。我祖父在台中過世後,我父母為了答謝遠從花蓮趕來參加告別式的親友,也會「Pakelang」。然而在河洛人的村落「Pakelang」,外人看到就會覺得怪。他們難免會想:前兩天早上不是還在哀悼「忌中」嗎?怎麼下午一出殯之後,就很歡樂在唱歌?那種指點與口氣,我印象還很深刻。
那時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可以明顯分辨出文化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在鄉下時反而不會感覺到,因為大家都Pakelang,做同樣的事,但在都市就會很有感覺。所以我們家住在西部,但經常去東部,或東部的親友也常來西部找我們。這時候,原汁原味的原住民面目就會顯露無遺,可能會讓別人受不了(笑)。
多元社會的未來:認同與國界的分野
莊:談到多元認同,書中你提出一個主張,即認同和國界可以分開看待?
Kolas:認同跟國界本來就不同。最常見的例子是,美國人不會說自己是英國的一部分;墨西哥或祕魯人,也不會說自己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即使有相同的語言、文化、飲食習慣,甚至歷經世代的混血與通婚,認同仍是認同,國家仍是國家,兩者不可混淆。新加坡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即使七成人口是華人,他們也早已確立國家認同。為什麼台灣無法像新加坡一樣強悍?我們明明在面積、國力上並不遜色,卻在認同上如此軟弱。中國也長期以「語言、文字、飲食」來綁定認同,甚至習近平常以「講中國話、吃中國菜」來論證「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話術,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以「同樣說斯拉夫語」為理由入侵烏克蘭的邏輯。
在台灣,新移民與他們的後代人口已經超過原住民族,他們在文化上保有來自越南、東南亞的認同,同時是台灣公民。這也提醒我們,台灣要進步,就必須接受這樣的多元,升級我們對自我的理解並跟上時代。在台灣,就像我們家,有部分日本血統,長輩看到日本的一切也會感到親切;台灣還有更大一群人,是清帝國時期移民的後代;還有一群則是1945年後,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第三代,他們對中國的一切也感到親近性。這些都很自然,而台灣這塊土地自然而然可以包容所有這些。
我可以很自然地對日本有親近性,你也可以對中國有親近性,但不需要互相攻擊,因為這是屬於文化認同、飲食認同,尤其是語言的認同。但總歸而言,不論我們的認同可以飛多遠,法律上我們就是這個國界裡的國民。
馬英九說他是炎黃子孫,那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要他不說他代表我,我就不需要表態反對。當他說他是炎黃子孫的時候,ok啊,他要去拜黃帝就去,那是他的認同,不是我的。但是國界在那裡,海峽中線也在那裡,這是很清楚的國家界線。我覺得這兩件事不能混淆。
鄭成功事件:殖民陰影下的反思
莊:你在書中引用弗朗茲·法農(Franz Omar Fanon)的經驗,這位在法國殖民體制下求生的黑人精神科醫師,曾同時治療法國人與阿爾及利亞人,最終體悟到,唯有當殖民結構被瓦解,阿爾及利亞人的人格才會完整。
Kolas:因為我深有同感!作為原住民、作為台灣人,我深刻理解被殖民帶來的認同矛盾。台灣人長期在「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幻想中掙扎,導致認同混淆。有時自稱台灣人,有時又退回「『中華民國人』也是中國人」的框架。我們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其實一直不敢勇敢地說。
莊:這樣的思考,可以用來解釋你為何在立委任內,曾經嘗試挑戰國家祭祀鄭成功的事件?
Kolas:這一仗真的是非常慘烈,說是一場戰爭也不為過(苦笑)。中央祭祀鄭成功曾經中斷兩年,可惜後來虎頭蛇尾,整件事情很快被遺忘,政府又重複持續以國家的資源祭拜鄭成功。我書裡面有寫到,我不是反對鄭成功,我覺得由鄭氏家族去祭拜即可,就像台灣有很多宗親會一樣。很多人不知道,長久以來我們的政府會舉行遙祭儀式的三個主要人物,除了要拜鄭成功之外,還要拜黃帝和蒙古人的英雄成吉思汗。是不是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莊:還有成吉思汗?好離譜!
Kolas:而且是行政院院會通過要祭拜鄭成功,這已經是非常遙遠的記憶。
回到你剛剛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擺脫的是什麼?顯然我們好像還有一個框架被套在身上,都還沒有擺脫。要求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這件事情,我就是要挑戰大家。一個鄭成功,不同的國家竟然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有關認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人就很讚賞,說他是「東寧王」。而清國在鄭成功過世後,還要把他的遺骸從台灣挖回去福建南安,現在中國就說他是中國的「民族英雄」。至於台灣,也搶著要去解讀他,而解讀的方式又有兩種,非常奇特。台派說,看吧,我們台灣400年史,從鄭成功開台以來,印證了我們移民建設台灣的開始,是台灣400年歷史的起源。而台灣統派呢?則是解讀說鄭成功政權是從中國而來,所以我們必須要祭拜鄭成功,去緬懷他當時反清、復明,帶兵打回中國的壯舉,對統派來說鄭成功就成了台灣與中國連結的象徵。
但大家好像都不看歷史。鄭成功在日本出生,由日本母親養大,真正來到台灣的時間才一年出頭,就去世。而這一位只來台灣一年多的人,在日本成長到7歲,卻因為政治的鬥爭,之後被父親帶到福建跟著明國打清國。他自己的認同究竟為何?他至少不會認為自己是清國人吧!如今,只因為鄭成功在台灣住過1年2個月,你就說他是「台灣人」?我們該如何解讀他?
我一點也不仇視鄭成功,而是為鄭成功感到憐惜,我認為他猶如一具幽靈,被很多人利用,連台灣人可能也用自以爲的角度誤會了鄭成功內心真正的認同。我想,我們如果可以解開這個謎團的話,或許以後中樞就不需要再祭拜鄭成功,甚至有可能讓大家的思考更輕盈?唯有正視歷史,台灣人才可能擺脫不必要的包袱。這是我當時推動「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的想法。你可想而知,我飽受攻擊。
身份、文化與天花板:Kolas的從政體驗
莊:這樣的生活環境,乃至政治環境,你覺得漢人怎麼看你?
Kolas:大部分時候無感,不會覺得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但有時無意中的言詞,又會很明顯。比如,有人會在聊天中突然脫口說出:「你哪會這麼番!」我國小一年級後才聽過台語,也是後來才知道這句話具有貶義,這讓我大吃一驚。我也經常被同學問:「去你們家要辦入山證嗎?」「你們還會殺人頭嗎?」,我當時以為同學只是跟我開完笑。到了大學時,我交了一位男朋友,媽媽第一個反應不是問對方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讀什麼科系,而是語重心長地問:「他爸媽知道你是山地人嗎?」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是「山地人」,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進入職場後,我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原住民身份會遇到玻璃天花板。很多人問我的學歷,都以為我的碩士論文一定是寫和原住民相關的議題,但其實,我研究的是企業管理與組織行為。有些人甚至帶著道德口吻提醒我,暗示某些工作不適合我。這種族群的限制,再加上我是女性,形成了性別與族群的雙重束縛。
莊:聽說你因此拒絕過兩次擔任原民會主委的機會?這可以說是過往原住民從政者政治生涯裡面最高的位置,為什麼?
Kolas:我曾經擔任桃園市原民局的局長,後來進入立法院,成為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民進黨提名我當不分區立委,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是媒體人,二是因為我剛好是原住民,又是女性,因此可以被填入很多挑選不分區立委必須填入的空格。
作為立法委員,我沒有忘記原民的議題。但我對外交議題非常熱衷,因此進入立法院後,就開始將目標聚焦於原民議題和外交議題結合,在國會裡成立了跨國的太平洋地區國會議員友好聯誼會,擔任會長。當時,我與馬紹爾、吐瓦魯、帛琉、法國大溪地、斐濟,太平洋地區的紐西蘭、澳洲等這些國家的國會議員都有密切互動。
當時我開始思考,想跳脫只能從事跟原民有關議題的框框,因為原民不應該有框框,我的任務是替原民突破這些框框。因此,當有人邀約我接任原民會主委時,我選擇婉拒。
我自認對原民的政治、行政議題、預算相當熟稔,但我同時也告訴後輩,原民不是只能有這一條路。在我之前的原民前輩、政治前輩幾乎就是這一條路,很predictable,反正你一路走,就是原民立委、原民會主委,如果幸運,可能成為原民代表的監察委員或考試委員。因為在這些機關裡,就是需要一個原住民的代表作為尊重多元進步的象徵。
但我認為,有機會往上進階的人,就要勇於突破,突破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的民族的未來發展,不然你坐這個位置幹嘛?難道只為了那幾年有固定的薪水可以領?對我而言,把政治工作當成領薪水的工作,意義真的不大。
莊:所以你努力突破天花板?
Kolas:對,我自願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當時,我就對想給我機會擔任原民會主委的長官說,或許我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對方可能會覺得失望或感到不解,但最後,也尊重我的選擇。
改變世界:記者?或從政?
談到政治歷練,Kolas說:「當記者時,我想改變世界,但速度太慢。看到身邊族人的生活並未因報導而改善,我決定從政。因為擁有行政權和預算權,能更快速地改善人民生活。但現在社群媒體發聲管道多,我認為所謂的政治,不是只有坐在官位上才能從政。我認為每一個為公共利益發聲的人,無論是媒體、政論家、Podcaster,或民間倡議者,都在參與政治,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吸引掌握實權者的注意,希望他們能聽見我們的聲音。」
莊:在你離開政府職位之後,去美國進修,可以談一下,你進修這個過程的收穫是什麼?
Kolas:我覺得我眼睛真的開了!我眼睛真的打開三倍,像漫畫裡少女的眼睛那樣(笑)。我參加的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主管學程。哈佛的甘迺迪學院有碩士班、博士班,也有Executive Education主管專班,專門給已有從政經驗的人就讀的課程。講師都會跟我們說,來教這種專班,他們的成就感更高。相比之下,若去碩士班或博士班,10個學生裡可能只有一個從政。但在這裡,如果現場有80個學生,80個人走出教室後,都可能被他的這一場授課影響。很多講師並非大學專職教授,而是前外交官、前國防部長、前國土安全局長,或現任政治評論員與智庫研究員等前後任政府官員,因此他們非常樂於與我們互動。他們喜歡我們提問、喜歡被挑戰,教學相長。
對我來說,擔任記者15年、從政10年後,進入那樣的環境,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我的「打開眼睛」是指,我們在台灣,尤其寫台灣新聞,面對台灣政治時,都是從台灣看我們自己。然而走出去,才會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看我們的。我的同學大約有一半以上是美國官員,另外一半來自歐盟、亞洲以及非洲等地,對於相同的議題,例如國家安全、台海安全、經濟、AI等問題,你會聽到完全不同的觀點。
你才會發現,從台灣看台灣,跟從世界看台灣,是多麼不同。過去這一年裡,我對許多事的看法和角度,都有非常劇烈的改變,我非常享受自己的這種成長。
非常非常危險!台灣人看不到的處境
莊:當你的視野打開之後,你又是怎麼看待台灣目前的處境?
Kolas:我覺得現階段的台灣非常艱困,而且危險,非常危險。然而最危險的是,當外界看到台灣的危險,台灣人自己卻看不到自己的危險。
例如習近平九三閱兵,好巧不巧我看到了一篇報導,《CNN》竟然跟我有同感。《CNN》對台灣媒體及社群對習近平閱兵的討論度不大,感到很意外。你若注意台灣的媒體,會發現它很執著於追打我們內部的政治,就連九三閱兵這樣的新聞,只聚焦例如國民黨有誰去參加中共的九三閱兵、中共會不會打過來、美國會不會出兵?整個討論好像就僅限於此。然而對於習近平跟誰握手,以及他秀肌肉所展示的武力已經進展到什麼程度,中共為什麼要盛大舉辦閱兵?川普為什麼選擇在社群裡刻意回應中共?這整個過程,台灣人多數似乎看不見。
我深切體會到,從外面看台灣,看得更加全面。整個亞洲局勢的變化,在俄烏戰爭之後,以及歐洲和俄羅斯、美國跟俄羅斯接近決裂的情況,對台灣帶來的威脅,已經不是四十年前,或是解嚴前那樣;台灣也不再只需要是圍繞統獨問題進行內部辯論而已。同時,我們還面臨了許多能源問題,以及關稅帶給我們經濟的衝擊。整體來說,我覺得台灣處在一個非常艱困的環境,這是我會很想要給台灣各種建議的原因。
莊:最後,回到我們這本書的主題:《禮物》,這樣的一個禮物,不只是對你個人,而是對台灣來說,因為我們是多元的國家,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承接這樣的禮物?
Kolas:這一個禮物,就是台灣多元的認同。我們一定要去擁抱它,對不對?而且要大聲地說出來。「台灣多元認同」這個禮物,它不只是一個禮物,也是台灣人與生俱來的天賦。需要我們去把它拆開,去接受,去慶祝、去擁抱。
這是我們可以說的話,也是台灣人獨特擁有的認同。再也沒有其他國家有我們這樣的經驗。我覺得國家就像一個人,如果一直不去看自己真實的面貌,只是去滿足別人眼中的自己,比如中國眼中的台灣,或美國眼中的台灣,其實你也會活得很辛苦。所以,你就是要做一個你想要做的自己。而想要做自己,首先必須認識自己。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困境和限制,必須打開它、擁抱它、面對它。我也認為,光是有面對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我一直深信,多元的認同,會讓台灣在世界上脫穎而出。」Kolas Yotaka說。她回憶,每次出國,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你來自哪裡?」當她回答「台灣」時,對方往往脫口而出:「喔,我以為你們都是『Chinese』?」她總會微笑糾正:「No, I’m indigenous Taiwanese.」然而,這個回答反而常讓對方更加困惑。
「這種困惑本身,就是台灣多元性的寫照。台灣的人民組成本身就是一份『Gift』——既是禮物,也是天賦。」───Kolas Yo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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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豐嘉(以下簡稱「莊」):在離開政界之後,妳到美國進修回來,經過這陣子的沉潛,為什麼會想要寫這樣的一本書,而且取名為《禮物》?
KolasᅠYotaka(以下簡稱「Kolas」):我很早之前就想寫一本跟「認同」有關的書,但《禮物》這個書名,是在過程中逐漸浮現的方向。我想藉此傳達:只要台灣人能先認同自己,世界也會以此接受台灣。更精確地說,台灣人本身的多元性,就是給世界的禮物。
莊:作為標誌鮮明的原住民女性從政人士,可以從妳小時候的生活環境談起嗎?當初是因為你爸爸工作關係,跟著從東部到西部生活?
Kolas:是的,我爸爸當年為了求學到西部去。受過教育後,他的工作不是農民、漁民或板模工等等,而是工程師,都在與日本人相關的企業裡。但我們家並不特別有錢,不管做什麼工,我們經常回花蓮,就像做板模工的人、做遠洋漁船的人經常回去一樣,因為家人在那裡,豐年祭在那裡,掃墓在那裡,婚喪喜慶也在那裡。我們從來沒有拔掉那個根。所以若要說我的生活是如何,我會說自己和東部的連結極為緊密。即使在西部時,移民西部的原住民也都會聚在一起。然而,都市裡的原住民越長大,越會覺得我們跟別人不同。
例如,阿美族在婚喪喜慶過後,有一個儀式叫做「Pakelang」,不論是喜事或喪事都要進行這項儀式。也就是說,結婚時,大家來幫你完成婚禮,屋主就會在婚禮結束後煮魚請客。因為我們是海洋民族、居住在秀姑巒溪旁的民族,我們會煮大鍋魚來感謝大家的幫忙,也自然會飲酒談笑聊天,這是一份感謝的心。喪禮之後,也要「Pakelang」。我祖父在台中過世後,我父母為了答謝遠從花蓮趕來參加告別式的親友,也會「Pakelang」。然而在河洛人的村落「Pakelang」,外人看到就會覺得怪。他們難免會想:前兩天早上不是還在哀悼「忌中」嗎?怎麼下午一出殯之後,就很歡樂在唱歌?那種指點與口氣,我印象還很深刻。
那時我已經是大學生了,可以明顯分辨出文化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在鄉下時反而不會感覺到,因為大家都Pakelang,做同樣的事,但在都市就會很有感覺。所以我們家住在西部,但經常去東部,或東部的親友也常來西部找我們。這時候,原汁原味的原住民面目就會顯露無遺,可能會讓別人受不了(笑)。
多元社會的未來:認同與國界的分野
莊:談到多元認同,書中你提出一個主張,即認同和國界可以分開看待?
Kolas:認同跟國界本來就不同。最常見的例子是,美國人不會說自己是英國的一部分;墨西哥或祕魯人,也不會說自己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即使有相同的語言、文化、飲食習慣,甚至歷經世代的混血與通婚,認同仍是認同,國家仍是國家,兩者不可混淆。新加坡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即使七成人口是華人,他們也早已確立國家認同。為什麼台灣無法像新加坡一樣強悍?我們明明在面積、國力上並不遜色,卻在認同上如此軟弱。中國也長期以「語言、文字、飲食」來綁定認同,甚至習近平常以「講中國話、吃中國菜」來論證「大家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話術,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以「同樣說斯拉夫語」為理由入侵烏克蘭的邏輯。
在台灣,新移民與他們的後代人口已經超過原住民族,他們在文化上保有來自越南、東南亞的認同,同時是台灣公民。這也提醒我們,台灣要進步,就必須接受這樣的多元,升級我們對自我的理解並跟上時代。在台灣,就像我們家,有部分日本血統,長輩看到日本的一切也會感到親切;台灣還有更大一群人,是清帝國時期移民的後代;還有一群則是1945年後,隨蔣介石來台的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第三代,他們對中國的一切也感到親近性。這些都很自然,而台灣這塊土地自然而然可以包容所有這些。
我可以很自然地對日本有親近性,你也可以對中國有親近性,但不需要互相攻擊,因為這是屬於文化認同、飲食認同,尤其是語言的認同。但總歸而言,不論我們的認同可以飛多遠,法律上我們就是這個國界裡的國民。
馬英九說他是炎黃子孫,那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要他不說他代表我,我就不需要表態反對。當他說他是炎黃子孫的時候,ok啊,他要去拜黃帝就去,那是他的認同,不是我的。但是國界在那裡,海峽中線也在那裡,這是很清楚的國家界線。我覺得這兩件事不能混淆。
鄭成功事件:殖民陰影下的反思
莊:你在書中引用弗朗茲·法農(Franz Omar Fanon)的經驗,這位在法國殖民體制下求生的黑人精神科醫師,曾同時治療法國人與阿爾及利亞人,最終體悟到,唯有當殖民結構被瓦解,阿爾及利亞人的人格才會完整。
Kolas:因為我深有同感!作為原住民、作為台灣人,我深刻理解被殖民帶來的認同矛盾。台灣人長期在「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幻想中掙扎,導致認同混淆。有時自稱台灣人,有時又退回「『中華民國人』也是中國人」的框架。我們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們其實一直不敢勇敢地說。
莊:這樣的思考,可以用來解釋你為何在立委任內,曾經嘗試挑戰國家祭祀鄭成功的事件?
Kolas:這一仗真的是非常慘烈,說是一場戰爭也不為過(苦笑)。中央祭祀鄭成功曾經中斷兩年,可惜後來虎頭蛇尾,整件事情很快被遺忘,政府又重複持續以國家的資源祭拜鄭成功。我書裡面有寫到,我不是反對鄭成功,我覺得由鄭氏家族去祭拜即可,就像台灣有很多宗親會一樣。很多人不知道,長久以來我們的政府會舉行遙祭儀式的三個主要人物,除了要拜鄭成功之外,還要拜黃帝和蒙古人的英雄成吉思汗。是不是讓人覺得啼笑皆非?
莊:還有成吉思汗?好離譜!
Kolas:而且是行政院院會通過要祭拜鄭成功,這已經是非常遙遠的記憶。
回到你剛剛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擺脫的是什麼?顯然我們好像還有一個框架被套在身上,都還沒有擺脫。要求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這件事情,我就是要挑戰大家。一個鄭成功,不同的國家竟然就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有關認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比如說日本人就很讚賞,說他是「東寧王」。而清國在鄭成功過世後,還要把他的遺骸從台灣挖回去福建南安,現在中國就說他是中國的「民族英雄」。至於台灣,也搶著要去解讀他,而解讀的方式又有兩種,非常奇特。台派說,看吧,我們台灣400年史,從鄭成功開台以來,印證了我們移民建設台灣的開始,是台灣400年歷史的起源。而台灣統派呢?則是解讀說鄭成功政權是從中國而來,所以我們必須要祭拜鄭成功,去緬懷他當時反清、復明,帶兵打回中國的壯舉,對統派來說鄭成功就成了台灣與中國連結的象徵。
但大家好像都不看歷史。鄭成功在日本出生,由日本母親養大,真正來到台灣的時間才一年出頭,就去世。而這一位只來台灣一年多的人,在日本成長到7歲,卻因為政治的鬥爭,之後被父親帶到福建跟著明國打清國。他自己的認同究竟為何?他至少不會認為自己是清國人吧!如今,只因為鄭成功在台灣住過1年2個月,你就說他是「台灣人」?我們該如何解讀他?
我一點也不仇視鄭成功,而是為鄭成功感到憐惜,我認為他猶如一具幽靈,被很多人利用,連台灣人可能也用自以爲的角度誤會了鄭成功內心真正的認同。我想,我們如果可以解開這個謎團的話,或許以後中樞就不需要再祭拜鄭成功,甚至有可能讓大家的思考更輕盈?唯有正視歷史,台灣人才可能擺脫不必要的包袱。這是我當時推動「中樞停止祭拜鄭成功」的想法。你可想而知,我飽受攻擊。
身份、文化與天花板:Kolas的從政體驗
莊:這樣的生活環境,乃至政治環境,你覺得漢人怎麼看你?
Kolas:大部分時候無感,不會覺得別人用異樣眼光看我,但有時無意中的言詞,又會很明顯。比如,有人會在聊天中突然脫口說出:「你哪會這麼番!」我國小一年級後才聽過台語,也是後來才知道這句話具有貶義,這讓我大吃一驚。我也經常被同學問:「去你們家要辦入山證嗎?」「你們還會殺人頭嗎?」,我當時以為同學只是跟我開完笑。到了大學時,我交了一位男朋友,媽媽第一個反應不是問對方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讀什麼科系,而是語重心長地問:「他爸媽知道你是山地人嗎?」那一刻,我才意識到我是「山地人」,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進入職場後,我才真正體會到,為什麼原住民身份會遇到玻璃天花板。很多人問我的學歷,都以為我的碩士論文一定是寫和原住民相關的議題,但其實,我研究的是企業管理與組織行為。有些人甚至帶著道德口吻提醒我,暗示某些工作不適合我。這種族群的限制,再加上我是女性,形成了性別與族群的雙重束縛。
莊:聽說你因此拒絕過兩次擔任原民會主委的機會?這可以說是過往原住民從政者政治生涯裡面最高的位置,為什麼?
Kolas:我曾經擔任桃園市原民局的局長,後來進入立法院,成為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民進黨提名我當不分區立委,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是媒體人,二是因為我剛好是原住民,又是女性,因此可以被填入很多挑選不分區立委必須填入的空格。
作為立法委員,我沒有忘記原民的議題。但我對外交議題非常熱衷,因此進入立法院後,就開始將目標聚焦於原民議題和外交議題結合,在國會裡成立了跨國的太平洋地區國會議員友好聯誼會,擔任會長。當時,我與馬紹爾、吐瓦魯、帛琉、法國大溪地、斐濟,太平洋地區的紐西蘭、澳洲等這些國家的國會議員都有密切互動。
當時我開始思考,想跳脫只能從事跟原民有關議題的框框,因為原民不應該有框框,我的任務是替原民突破這些框框。因此,當有人邀約我接任原民會主委時,我選擇婉拒。
我自認對原民的政治、行政議題、預算相當熟稔,但我同時也告訴後輩,原民不是只能有這一條路。在我之前的原民前輩、政治前輩幾乎就是這一條路,很predictable,反正你一路走,就是原民立委、原民會主委,如果幸運,可能成為原民代表的監察委員或考試委員。因為在這些機關裡,就是需要一個原住民的代表作為尊重多元進步的象徵。
但我認為,有機會往上進階的人,就要勇於突破,突破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的民族的未來發展,不然你坐這個位置幹嘛?難道只為了那幾年有固定的薪水可以領?對我而言,把政治工作當成領薪水的工作,意義真的不大。
莊:所以你努力突破天花板?
Kolas:對,我自願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當時,我就對想給我機會擔任原民會主委的長官說,或許我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對方可能會覺得失望或感到不解,但最後,也尊重我的選擇。
改變世界:記者?或從政?
談到政治歷練,Kolas說:「當記者時,我想改變世界,但速度太慢。看到身邊族人的生活並未因報導而改善,我決定從政。因為擁有行政權和預算權,能更快速地改善人民生活。但現在社群媒體發聲管道多,我認為所謂的政治,不是只有坐在官位上才能從政。我認為每一個為公共利益發聲的人,無論是媒體、政論家、Podcaster,或民間倡議者,都在參與政治,因為我們都在努力吸引掌握實權者的注意,希望他們能聽見我們的聲音。」
莊:在你離開政府職位之後,去美國進修,可以談一下,你進修這個過程的收穫是什麼?
Kolas:我覺得我眼睛真的開了!我眼睛真的打開三倍,像漫畫裡少女的眼睛那樣(笑)。我參加的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主管學程。哈佛的甘迺迪學院有碩士班、博士班,也有Executive Education主管專班,專門給已有從政經驗的人就讀的課程。講師都會跟我們說,來教這種專班,他們的成就感更高。相比之下,若去碩士班或博士班,10個學生裡可能只有一個從政。但在這裡,如果現場有80個學生,80個人走出教室後,都可能被他的這一場授課影響。很多講師並非大學專職教授,而是前外交官、前國防部長、前國土安全局長,或現任政治評論員與智庫研究員等前後任政府官員,因此他們非常樂於與我們互動。他們喜歡我們提問、喜歡被挑戰,教學相長。
對我來說,擔任記者15年、從政10年後,進入那樣的環境,是非常享受的。所以,我的「打開眼睛」是指,我們在台灣,尤其寫台灣新聞,面對台灣政治時,都是從台灣看我們自己。然而走出去,才會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看我們的。我的同學大約有一半以上是美國官員,另外一半來自歐盟、亞洲以及非洲等地,對於相同的議題,例如國家安全、台海安全、經濟、AI等問題,你會聽到完全不同的觀點。
你才會發現,從台灣看台灣,跟從世界看台灣,是多麼不同。過去這一年裡,我對許多事的看法和角度,都有非常劇烈的改變,我非常享受自己的這種成長。
非常非常危險!台灣人看不到的處境
莊:當你的視野打開之後,你又是怎麼看待台灣目前的處境?
Kolas:我覺得現階段的台灣非常艱困,而且危險,非常危險。然而最危險的是,當外界看到台灣的危險,台灣人自己卻看不到自己的危險。
例如習近平九三閱兵,好巧不巧我看到了一篇報導,《CNN》竟然跟我有同感。《CNN》對台灣媒體及社群對習近平閱兵的討論度不大,感到很意外。你若注意台灣的媒體,會發現它很執著於追打我們內部的政治,就連九三閱兵這樣的新聞,只聚焦例如國民黨有誰去參加中共的九三閱兵、中共會不會打過來、美國會不會出兵?整個討論好像就僅限於此。然而對於習近平跟誰握手,以及他秀肌肉所展示的武力已經進展到什麼程度,中共為什麼要盛大舉辦閱兵?川普為什麼選擇在社群裡刻意回應中共?這整個過程,台灣人多數似乎看不見。
我深切體會到,從外面看台灣,看得更加全面。整個亞洲局勢的變化,在俄烏戰爭之後,以及歐洲和俄羅斯、美國跟俄羅斯接近決裂的情況,對台灣帶來的威脅,已經不是四十年前,或是解嚴前那樣;台灣也不再只需要是圍繞統獨問題進行內部辯論而已。同時,我們還面臨了許多能源問題,以及關稅帶給我們經濟的衝擊。整體來說,我覺得台灣處在一個非常艱困的環境,這是我會很想要給台灣各種建議的原因。
莊:最後,回到我們這本書的主題:《禮物》,這樣的一個禮物,不只是對你個人,而是對台灣來說,因為我們是多元的國家,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承接這樣的禮物?
Kolas:這一個禮物,就是台灣多元的認同。我們一定要去擁抱它,對不對?而且要大聲地說出來。「台灣多元認同」這個禮物,它不只是一個禮物,也是台灣人與生俱來的天賦。需要我們去把它拆開,去接受,去慶祝、去擁抱。
這是我們可以說的話,也是台灣人獨特擁有的認同。再也沒有其他國家有我們這樣的經驗。我覺得國家就像一個人,如果一直不去看自己真實的面貌,只是去滿足別人眼中的自己,比如中國眼中的台灣,或美國眼中的台灣,其實你也會活得很辛苦。所以,你就是要做一個你想要做的自己。而想要做自己,首先必須認識自己。台灣有那麼多不同的人、不同的挑戰,不同的困境和限制,必須打開它、擁抱它、面對它。我也認為,光是有面對自己的能力和勇氣,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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