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民主之眼》紀錄片導演鍾宜杰――
台灣民主與九位攝影家

企劃／採訪撰文 ｜ 郭潔渝
郭潔渝：《民主之眼》紀錄片三部曲的拍攝時間長達二十年，片中紀錄了九位攝影家及其作品，觀眾藉由珍貴的影像與訪談，看見臺灣在民主道路上顛簸前行，也提醒我們，珍惜眼前得來不易的自由與多元社會。您還記得最初萌生《民主之眼》拍攝計劃時的情景嗎？

鍾宜杰：這個社會裡多數人是不關心政治的。我們從小被教育關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就好，較少告訴我們要對「公共」有所投入，但若只有私而沒有公，社會是無法運作的。

我原先是讀計算機工程系，也就是現在的資工系，但因為喜愛攝影，就又去讀了世新大學印刷攝影系（現在的圖文傳播系），1994年大三升大四時，老師介紹我去《自立》報社實習，在辦公室裡，我座位對面的大哥──潘小俠，就是位用攝影來影響公共社會的典範。

那時候我就已經有想將潘小俠、謝三泰等前輩紀錄下來，所以之後讀研究所時先拍了紀錄片《舞影者》，從1949年來臺的第一代攝影記者開始拍攝，到我自己這輩是第三代，中間第二代就是《民主之眼》片中這輩攝影記者們。

​
〈國會全面改選訴求活動〉／1990／謝三泰
​
​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源於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國大代表自行通過任期延長的「自肥條款」，引發臺灣第一起學生大規模抗議活動。圖為要求國會全面改選而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現為自由廣場）抗議的民眾。


郭潔渝：您在《自立》實習時，有哪些印象較深刻的新聞？

鍾宜杰：1994年我進報社第一個月就遇到反核四運動，華視的車在抗議現場都被翻過來燒掉了，大家打得頭破血流，我當下雖然會害怕，但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處在腎上腺素爆發、心跳加速狀態，卻要冷靜的對焦、拍照，那次自己拍得並不理想，不過前輩大哥們在現場卻非常從容，對我來說，他們就像神一般的存在。

郭潔渝：像反核四這種大型抗議現場，通常會怎麼進行拍攝任務分配呢？

鍾宜杰：我們前一天會被通知明天有個抗議活動，但不知道事件的大小，是到了現場才嗅到──今天不太一樣喔。《自立》的攝影組總共才五、六人，像反核四運動這種大事就會全員出動，分配誰守在哪個路口，我那天和大哥們拍著拍著，就一起被關在拒馬內了，所以也要有人負責在外面跑片，我們會把拍完的底片包一包，從拒馬的縫隙遞出，拒馬外同事要趕快去沖片。

1990年代的臺灣，平均一年有超過400場抗議活動，對解嚴初期入行、當時還是年輕小伙子的我來說，今天拍攝的這場抗議也許只是一年裡諸多陳抗新聞的幾百分之一而已，對這現象是感到很自然的，就像現在年輕人覺得民主自由很自然一樣；但像謝三泰那輩在戒嚴時期就入行的攝影記者，他們的觀念和心理狀態就完全不同了，是「可以沒飯吃，但不能不投入公共事務」，對這塊土地非常熱愛，把臺灣的事當作自己的事。

那時聽前輩說話，覺得像在聽訓，但他們其實是用講故事的方式讓我了解事件脈絡，例如會把家裡不敢談的、美麗島事件的人物背景告訴我，在現場才會拍到重點；或是像那幾年在馬場町開始有紀念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運動，我並不清楚哪些人是受難者家屬或重要人物，但謝三泰、潘小俠等前輩都已對他們十分熟悉，我聽久了也慢慢能在拍回來的底片上辨別。
〈白恐受難者許曹德〉《白色烙印》／2008／潘小俠
​
攝影師潘小俠的《白色烙印1949~2009人權影像》拍攝了99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影像故事。本作品為受難者許曹德重現當年在景美軍法處被監禁時，妻子前來探視的情境。


​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1989／蔡明德
​
臺灣在解嚴後接軌國際的同時，也犧牲了勞工的權益。1989年5月，位於新竹縣新埔鎮、被譽為臺灣工會龍頭的遠東化纖產業工會，因領導幹部徐正焜遭到無預警調職而引發罷工，與鎮暴警察發生嚴重衝突。遭開除的主要幹部靜坐在工廠打卡室前，抗議資方強行阻攔工會召開會員大會。事件過後，多名幹部被起訴，幾乎一舉網羅了1980年代最活躍的臺灣工運人士。


​
《囍》臺越婚姻／張乾琦
​
臺灣自1987年開放境外人士通婚，大多外籍配偶是來自中國、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地的女性。攝影師張乾琦注意到，許多報導都忽略了婚姻交易中的女性尊嚴，於是他開始紀錄跨國婚姻背後的真相與臺灣社會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