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台灣的靈魂——「多向量」中的哀愁與重生
​專訪小說家詹明儒、真理大學台文系副教授錢鴻鈞

採訪撰文｜郭瀅瀅
台灣文學的下一步（一）

書寫台灣的靈魂——「多向量」中的哀愁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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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小說家詹明儒、真理大學台文系副教授錢鴻鈞

至深的悲憫、對生命滿懷情感——因而能以「多向量」、「多核心」的宏觀視野，諦視著台灣這座島嶼的歷史、世代的哀愁、不同族群的相遇與碰撞，磨合與融合。「要讓包袱飛起來，並轉為寶貴的資產」，是小說家詹明儒面對歷史記憶的沉重、歷經多重價值的混亂後，對身為「台灣人」身份的探詢、追問與重生——一如在《大島記：渾沌台灣》中，他以具詩質的語言描寫人類到來之前，不同生命形式如蕨類、岩石、火山灰泥的自問「我是誰」，表達了對生命根源的追尋，也透過不同生命形式對生存之地的努力尋求，沉思生命與文化擴展的無盡旅程——從無到有，從誕生到終結，或存續——在時間流動中的演變、苦難與蛻變、偶然與必然，及那照見一切而超越物質存在的「精神」之作用，而在《鳶山誌》雙連作中也融合了宗教與信仰思索，使文本不僅帶有個人獨特的歷史解釋，也指向更深一層的形上意涵。

訪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從詹明儒近期三部小說《鳶山誌》雙連作、《大島記：渾沌台灣》出發，談創作的核心理念、敘事方式與語言形式背後的考量、「多向量」、「多核心」的文學主張、文學與宗教對生命的調解作用、歷史轉折的複雜性對台灣人形塑出的獨特文化身份認知等。第二部分則請真理大學台文系副教授錢鴻鈞，談自己對台灣歷史小說的研究、身為研究者面對歷史的角色和責任、個人身份認知的形成過程、創作中家族書寫與族群書寫的交織，並透過具代表性的台灣歷史小說與詹明儒近期小說，談台灣文學對歷史記憶的重塑與歷史解釋的翻新等等。

小說家詹明儒以文本深入挖掘台灣歷史的縫隙與層次，錢鴻鈞教授則致力於學術研究，以教育推動台灣歷史小說的認識與理解，於是訪談也由兩位分享「台灣文學的下一步」該如何深耕，及對內或對外推廣所面臨的挑戰，也對政府該如何具體支持表達呼籲，讓台灣文學能成為面向未來的文化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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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詹明儒《鳶山誌》雙連作、《大島記：渾沌台灣》的多向量書寫

迷失身世，又想自我釐清身世的現代人

郭瀅瀅：《鳶山誌：半透明哀愁的旅鎮》中的第一篇〈三峽某瘋子〉，受多重價值認知干擾的主角「三峽某瘋子」起初在「嘔吐」後雖然渾身舒暢，卻忘了自己是誰，像是個體在歷史包袱、集體記憶負擔下的短暫解脫，卻在解脫過程中經歷了身份認知的迷失。您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去看待這樣的情境，作為您書寫及形塑此角色的內在底蘊？您是如何看待台灣歷經政權變遷、文化融合過程中，個體在多重價值觀衝突下的身份認同問題？

詹明儒：由於我也是文史工作者，必須閱讀很多文史資料，台灣歷經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中國的殖民統治，一路走來就是四百年，每個族群都遭受過許多苦難，以及反抗、歸順的磨合過程，而每一個階段裡的價值觀都不同，存在著許多的矛盾和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複雜的歷史記憶、身份認同的轉變，全部都壓在一位文史工作者身上，他不會發瘋，或是精神分裂嗎？

這就是我構想「三峽某瘋子」的由來，他是既自我迷失身世，又很想自我釐清身世的現代人。這個瘋子其實就是我這個作者的化身，書中的我備嚐時空滄桑、歷史轉折的苦痛，作者的我感同身受，在享受自由民主、繁榮豐碩的現代成果之餘，面對歷史卻只能愴然痛哭，因此我以多向量、多核心的文學主張，表達了贖罪、感恩、回報的多重世代情愫。
文學、宗教對生命的調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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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瀅：您為「三峽某瘋子」設定的情境讓我印象深刻，在第一章裡的第二次「嘔吐」，他選擇在眾多神明護佑且能承接、撫慰、昇華內在困境的「平安堂」，也預示了「某瘋子」最後藉由宗教途徑來自我澄清、自我復歸。您是如何看待現實生活中，文學、宗教對於多層生命矛盾的調解或療癒作用？

詹明儒：小說中，我將歷代所有不滿、仇恨、不願重新轉化且全部集中在我身上的鬼魂，透過宗教儀式一一釋放，最後藉由濟公來轉化，這是我對宗教的看法，也透過小說，讓讀者能重新自我沉澱、澄清自己內在的困境。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無形的「信仰向量」，雖然各有不同，但都支持生命的勇往直前，以及最終的解脫、救贖、重生。而文學對我來說，則是能夠平衡族群價值的闡釋、沉澱世代仇恨，並公平地彰顯族群的正面效益，藉以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延續家國及整體人類命脈的重要途徑。換言之，這也就是我的創作理念。

郭瀅瀅：您之所以會以宗教途徑來為主角及死去的人物尋求救贖，與您的個人經驗有關嗎？

詹明儒：我童年庄落離墓仔埔很近，經常看到出葬隊伍，因此對死亡並不害怕。但同時，我也看過生的過程；當時睡的是大通舖，有一次睡覺醒來，母親要我不能翻來覆去，以免壓到剛出生的弟弟。當時我才知道母親生了一個小我五歲的弟弟，我很驚訝同時也很喜悅，新生命就在不知不覺中出現了。但對於在墓仔埔看到的死亡，也有一點感傷；尤其我的鄰居，也是我的玩伴，在五、六歲左右就過世了。記憶中是在一個晚上，土公仔（處理童屍的師傅）就用草蓆包一包，扛去墓仔埔埋葬了，那種感覺很心酸。但也因此，迎生送死對我來說是人間常態，也認為不需要看得太悲哀，這可能是我心中有信仰的開始。

再來是，小時候的我很自卑，初中快畢業要考試時，母親帶我去廟裡拜拜、求籤，當時籤上其中一句話告訴我，努力就會有收穫。雖然實際上是否有神，我並不清楚，但回歸到自己內心，由於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相信籤上的那句話，在拼命努力的過程中擁有信念，如願考上了師專。
對自我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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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瀅：在《大島記：渾沌台灣》中，也感覺出您對生命的誕生、終結，懷有一種獨特的情感及悲憫。書中，您於前三章透過不同物質間的「對話」來呈現人類出現以前，您對不同生命形式與情境的想像，包含物質（如蕨類、岩石、火山灰）對「我是誰」的自問，或對生存之地的尋求。這樣的自我質問、尋求，在您心中的意義是什麼？

詹明儒：如果這部小說，我是四十幾歲寫的，就不會是現在的模樣。而我到了六十幾歲才寫，六十幾歲對一個人的歷練來說，已經很完整了，因此小說裡含有我的文學觀、生命觀、宇宙觀。前面的章節，就如同歌仔戲、布袋戲正戲開演之前，會有一段「扮仙」，用來祝福、祈福或具有開宗明義的用意，也許和後文未必有關聯，但在結構設計上是大有相關的。我以天帝自我膨脹、撕裂，將自己分為物質與精神兩種元素，再透過流星傳遞到地球為開端。而植物的生命形態產生後，在詩歌裡「問自己是誰」，就如同人也會問自己的來源，並在發問中得出歸向。我透過這種發問預留伏筆，進而推演出「有個我」不斷發問的最終歸向。此歸向就是：「我是台灣人」。

郭瀅瀅：即使未必所有物種、所有生命形式都能被留下來，在小說裡都仍有努力尋求生存之地的過程，這是我特別感動之處。

詹明儒：這當中傳達的信念是順其自然，接受天神安排的。如果我是岩石，我爛在這片土地上，成為了泥土，但接著蕨類來了，有生命出現了。即使這個地方對我而言是「惡地」，但因為有我的犧牲而變成了「好地」，這也是我所要傳達的萬物的「感恩」情愫。
二、｜錢鴻鈞x詹明儒：文學中的歷史詮釋．台灣文學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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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瀅：錢教授，您的《鍾肇政大河小說論》三部曲被視為是台灣大河小說的研究基石，您如何看待自己作為研究者的角色和責任？您如何看待詹老師作品中，對歷史的詮釋？

錢鴻鈞：每個人的成長背景不同，因此有不同的歷史經驗，就歷史資產而言，就像詹老師所講的，前一代作家已呈現了慘烈的部分，他則是要創新、翻新，雖然也繼承了前輩的台灣意識，甚至更為強烈，但並不受制於他們，而能在歷史解釋上有所不同，也在時間、空間上有更廣大的發展，並透過藝術化的方式，讓故事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及帶給讀者反思，這一點我是佩服的。而我作為一個歷史小說的研究者，則是透過鍾肇政、葉石濤的文本，極力將其中所要表現的歷史精神及歷史真相研究、闡述出來。協助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對台灣國家與文化藝術的獨立性有所幫助。
每人都有一個自傳的長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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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瀅：在錢教授的《追尋少年時：量子求生記》裡，看見家族記憶的複雜性、過往生存狀態的不確定性，以及您對校園體制的敏感與反思。請錢教授談談您的書寫選擇，您以個人記憶、經驗為出發，書寫家族而非書寫族群，是否作為您書寫進程上的當務之急？

錢鴻鈞：我認為現代文學，講求的是真實，表現人真實的感情與生活，及人生可能發生之事。儘管說小說就是虛構，但是虛構只是為了表現更為精闢的真實人生、思想與感情，或並未賦予某種價值與理想，純粹表現美，也可以是一種趣味、享樂、頹廢，對人生仍是有益處的。

在2016年卸下嚴苛的系主任生活後，我突然感到空虛，本來也是想要寫祖先的故事，畢竟自己是竹塹社的原住民，儘管已經好幾代是講客家話的。不過一時之間要寫自己不熟悉的、巨大的東西，談何容易，因此就轉而想到寫當下想說的話，及當時的苦悶。而且內心的複雜及經驗的細節，也只有自己最清楚，因此書寫對我來說是一種發洩。其實我是有很強烈的族群意識的，客家的、原住民的、台灣人的意識都很強烈，但首先寫自己，就像一般說法，每人都有一個自傳的、成長的長篇小說，在書寫中也會自然地帶入與自己相關的一切，如家族、家人的故事，而書寫家族，也會自然地牽涉到族群問題，由近而遠地帶入。
郭瀅瀅：您如何看待台灣文學邁向國際？可能面臨的挑戰或困境是什麼？

錢鴻鈞：我們要繼續深耕台灣文學，擴大如葉石濤所說的五族共和的文學，台灣文學有更為廣大的時間與空間，需要大家來努力，這一點詹明儒老師完全符合了葉石濤的對於將來的台灣文學的理念。只要創造出更美麗、更有特色的台灣文學的作品，配合台灣人在國際上地位的增加，他國自然會對台灣有興趣，台灣不再成為世界的孤兒、世界的隱形人，自然就可以邁向國際。

所面臨的挑戰，我認為還是台灣人在文學教育上的保守、停滯，還是以古文為重、為美，對文學的認知還是美麗的辭章，而忽略了現代文學。國文教育也不重視閱讀長篇的現代文學，師資上也有問題，自然不重視現代文學，學生也不會去認識台灣文學，認知到我們自己也有文學、有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值得閱讀，進而讓他們更驕傲，更愛台灣、瞭解台灣，也更加愛台灣文學，形成良性的循環。

台灣文學、作家，還是苦哈哈的，儘管有台灣文學館、有一些文化部的補助，但極少作家能依靠作品生活，儘管他們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教育、出版、改編為戲劇，還是被某些出版社、作家所壟斷；這種困境，不僅在鍾肇政、葉石濤時代如此，現在仍如此。而作家仍然是野生野長的，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與意志，自求生路。

台灣有很多好的故事、人物都值得寫。但是困境就是在於，誰去寫、大量的寫、普遍的寫。台灣並沒有一個很優良的創作的泥土，這就是困境。
郭瀅瀅：詹老師認為，政府應該如何具體支持台灣文學？

詹明儒：其實，在寫作的當下，我想的是努力把作品寫好。但努力寫好之後，作家其實也需要得到鼓勵；作家若沒有掌聲，是非常寂寞而「百年孤寂」的。像今天來這裡受訪，就是很大的鼓勵，但是所有人的能力都有限，因此如剛剛所說的，如何將作品推上國際舞台？這就需要國家的力量。但需要政府幫忙、尋找的不是暢銷的作品，而是冷門、不受重視，但真正能體現台灣精神、凸顯台灣主體價值、寫出台灣靈魂、海島文化風貌的作品，這才是文學的鑽石。

至於推廣的方法，是透過國家力量獎助媒體製播，包含改編成電影、電視或動漫等，擴大閱聽層面，同時推向國際舞台。就算不能得獎，卻也能讓世界看到台灣的「軟實力」；這種方式，韓國做過了，並且引發了一番風靡各國的「韓流」現象。1998年的韓國做得到，現在的台灣，更應該做得到才對。不僅詩、散文、小說作品，相關的台灣工藝品也可以一起搭配推廣，一起帶動「台灣價值」的外銷。如此一來，也能讓作家的動力提升，並能因寫作維生、持續精進，創造出更好的作品，這是良性的循環。

（以上為內文節錄，全文請見《人間魚詩生活誌》｜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