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好國家」
撰文 ｜ Kolas Yotaka
我經常在想，我們當下目睹的一切政治、經濟與生活，正常嗎？
當前台灣人民對於「打造一個美好國家」的目標有共識嗎？
如果希特勒時代就有臉書，毛澤東時代就有推特，蔣介石時代就有演算法，你能想像獨裁統治將為後世帶來什麼加倍嚴重的遺毒？
若獨裁者擁有具體的目標，形成自己的社群，用金錢販售「真相」，操弄同溫層的心理，鼓勵人民每天只看與自己立場相同的媒體，藉此左右人民的想法、品味、行為以獲取政治與經濟上的暴利⋯⋯這樣很「美好」嗎？
我希望有一天，在我們的國家，人民可達成共識，停止以各種手段誘發社會的黑暗面，專注於真正可打造美好國家的議題，才能在有共識的基礎上，避免混亂，彼此安慰、療傷，往前走。
前情：我被迫參與的那場選舉
在台灣，選舉要付出的代價非常大，從我的角度來看，最慘烈的代價就是被剝奪人性尊嚴。今年的選舉議題，從來都不是國安、經濟、教育、醫療、農業; 而是房地產、違建、隱私、緋聞、國籍、論文抄襲、藍白合不合⋯⋯。
我曾做過15年的記者，2014年底從政之後陸續擔任過桃園市政府原民局局長、立法委員、行政院發言人、總統府發言人、花蓮縣縣長候選人，選後又重新回府擔任發言人一職。我從未想過要在2024年參選，卻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迫加入戰局，並提前在第一線成為人肉盾牌：總統大選前半年，我遭遇一場浩劫，鏡週刊斗大的封面稱「府發言人不倫戀」，那是一個在當時令我完全來不及反應的災難。
我是一個已經要50歲卻仍單身、無子女的原住民女人，被大部分人塞入「不倫」框架，恰如其分。
台灣好棒，擁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解嚴後各家媒體百花齊放，網路下凡之後不查證的煽腥報導以各種樣態呈現：辛辣的筆觸、影射的寫法、P過的照片、簡化的梗圖、鹹濕的標題⋯⋯都是快速增加觸及率與分享率的商業模式。政治人物更加訓練有素，深諳此道，經常結合媒體攻擊政敵。鏡週刊消息來源是一位立委陳瑩（民進黨），元配的「陳情」對象是另一位立委傅崐萁（國民黨）及其御用律師，最後佐以鏡週刊不查證的報導，合作無間。
鏡週刊在2023年6月28日上午6點刊出的內容，不只網路版、連紙本也有。我曾經在出版業服務，我知道若連紙本都有，代表編輯部與新聞部早已企劃、攝影、撰稿、排版、P圖、美編、打樣、校對完成，檔案正在印廠，等著一聲令下就要開印。不過直到6月27日晚間我才接到記者來電，只問我一個問題：「發言人，我們接獲爆料妳與一名在花蓮縣長競選期間的已婚隨扈交往。」（我沒有違法錄音，無法逐字聽打，大致記憶如上）
我立即回答：「沒有這件事，太扯了，妳一定要查證。」我隨即請記者務必要查證，不能亂寫，當下我還要求記者向所指涉的隨扈本人、隨扈妻子、或任何其他相關的人查證。因為「沒有的事情不能亂寫」，我說。
這通電話很短，記者問、我答。沒過幾分鐘，掛電話之後，府方一位高層，似乎比我更早知道訊息，來電表示有上百頁與隨扈之間的Line對話遭截取，要我修正稍早對鏡週刊的說法。我頓時非常詫異，為何會有人比我更早知道週刊要寫的內容？且沒有做的事為什麼要修正回答？我在當下一度失去方向，且摸不著頭緒。
我的記憶回到2022縣市長選舉期間。當時已經到了2022年9月，距離投票只剩2個月，我仍未申請隨扈，因為覺得不必要。但多人提醒，在花蓮有必要，他們警告凡想在花蓮國抵抗花蓮王的人是會有人身危險。至此我才開始認真思考是否聘請隨扈。我與這名隨扈原本並不認識，但我認識隨扈的母親多年，她是一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是民進黨長達20幾年在花蓮的支持者。大部分想去花蓮參選的人多少都認識這名牧師。截至2022年8至9月間，我只知道她有一對優秀的警官兒子，曾經在2020年擔任立委陳瑩的隨扈。我想，既然當過同黨同志的隨扈，理應具備相關訓練，因此我接受助理的建議，向花蓮縣警局依法申請調派這名警官擔任我選舉期間的隨扈，並且警局也順勢規劃由一樣在特勤隊服務的隨扈親弟弟擔任代班隨扈。因此這一對警官兄弟，成為我在競選花蓮縣長期間的左右護法。他們私下也不斷鼓勵我、為我加油，因為知道由我參選花蓮縣長的這場選舉，對原住民族來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這位牧師母親是我們長年熟識的民進黨支持者，因此我與他的兩位兒子隨扈之間既是長官與部屬、也像姐弟、也像朋友。大約到任1個月之後，隨扈開始敞開心門陸續跟我談及他工作、生活、婚姻中出現的危機，以及他長年因婚姻中的經濟、權構關係且必須接受身心科治療的困境。曾經有過一次婚姻經驗的我，對他的坦白很能理解，也相當同情，長達2個多月的對話，大多為工作、選舉，期間也有誇大的玩笑，但遇到嚴肅的心理健康、婚姻困境或用藥後產生重複的焦慮，我也多所鼓勵、安撫，希望他可好好面對人生。這是兩人LINE對話真實的背景與概要。
選後，我並未留下任何競選期間的LINE對話，也退出我們原本的選舉工作群組，因為選舉早已經結束。鏡週刊出版前夕那通指涉我「不倫」的電話令我覺得莫名其妙，原本並不想再回應那些離譜的提問，但竟有府方人士比我更早知道報導內容並要我修正說法，我認為事情並不單純。於是幾分鐘後，6月27日深夜，我與記者有了第二次通話，這次是由我撥出。我向記者詢問聽某某人說有百頁LINE截圖，我能否知道到底是什麼對話？怎麼會別人比我先知道？至此，記者開始拒絕我所有的提問。不論我問什麼，想問到底是哪一段、哪一句被週刊報導為「不倫」，我要求說明對話的脈絡與事實，要有相同篇幅的說明，記者給我的回答都是「發言人我不能告訴妳。」
來回跳針的要求與拒絕後，最後電話那頭傳來記者的聲音，一個像是威脅的警告：「我建議妳修改說法，我會用妳新的說法。不然刊出後會顯得妳很蠢。」最後我並沒有修正我的說法，只向她補充我與隨扈也早已沒有聯繫。
接著一場腥風血雨的撲殺，就此展開。
隨扈妻子無謂的猜忌與妄想遭到政客利用，加上不分政黨、不分性別的嗜血動員，媒體只引用「李妻訴狀」與匿名「知情人士」的說法，寫出一篇篇不堪入目的春宮實境秀，且被二手、三手傳播。至於那些接棒刊出二、三手報導的媒體，也從未向我查證。整體社會的氣氛，就像爸爸打女兒：不需要聽理由，既然女兒不倫，只消狠狠教訓，打給別人看絕不會有錯。
我至今依然要告訴各位，鏡週刊所寫的一切，都不是真的。由於我主張憲法保障人民的隱私權，即便我遭遇血腥的人身攻擊，依然堅持所有的證物僅供法院審理，絕不會片面在媒體公開比對任何細節只為證明我個人的「清白」。因為其中涉及多人的生活、工作、健康、心理、焦慮、精神狀態等隱私，我絕不會拿他人的隱私與健康作為恢復我名譽的證書。現在想來，只有一件事令我相當後悔，即：當時有高層對我提出「不要接受訪問」的建議，主張別讓新聞繼續燒是「保護我」。我一度被這種邏輯說服，勉強接受，因此從未出面說明我的立場。這是整起風暴中，到目前為止，我最後悔的事。
謠言傳播的速度總是比真相還快，就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各家寫手、名嘴接棒展開單方面的追殺，畢竟「府」「不倫」關鍵字太討喜。我隨即被片面宣告社會性死亡，持續遭鞭屍至今。
新聞武器化
我無意自私地談論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事，純粹想以實例跟大家分享我對「新聞武器化」的看法。
從政之前，我曾經當過15年記者；從政之後，從未停止與媒體接觸。我知道什麼是「業配」、什麼是「評論」、什麼是「偏見」、什麼是「娛樂」。當政客與媒體完美結合，就能結合上述所有的元素，天衣無縫地把它稱為「新聞」。然後，從中獲利。財團賺錢，政客要名。
大選在即，鏡週刊出版當天，全國進入首波高潮。名嘴開始惡意重複傳述週刊剪接的對話，在網路或電視頻道做成影片或圖卡，百般嘲弄當事人。有另一派人想拼收視率又想努力避免低俗，嘗試從不同的政治動機解讀整起事件的貓膩：
「選在鏡電視在NCC闖關這天，是要利用鏡週刊轉移輿論的注意，換取鏡電視的過關！」
「擔心Kolas選立委的陳瑩，把資料拿給鏡週刊亂報，成功接受民進黨徵召參選立委！」
「看起來就像是選舉恩怨！」
是該死的巧合、還是精心的計畫？有良知的新聞人應該去查。我沒有參選，卻提前被迫捲入這場選戰。2024台灣的總統選舉，成為我人生中的「烏俄戰爭」「以巴戰爭」，一場有如種族清洗般的屠殺。投票日就像倒數計時器，一定要在時間內鎖定目標轟炸，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新聞」。
我必須坦承，與隨扈有如朋友的對話，期間有誇大的玩笑、也有當對方表達愛意時我的猶豫、恐懼與推託安撫。我當時因正值競選期間，過度擔憂選情與公眾形象遭惡意扭曲，並未向外求助或反應，如今想來我處理這件事的做法並不值得學習。但我從未如鏡週刊報導：與隨扈刻意穿情侶裝、從未帶著對方送的圍巾出國、從未下指導棋要求離婚、更從未「共築愛巢」、從未計算排卵期拚生子，從未指定總統府辦公室還逼人離開，從未如名嘴指稱在縣長選舉期間取消拜票行程去「開房間」，從未如花蓮國的小報所稱「愛的小巢」「出雙入對」「肉搏戰」、從未如聯合報所稱「說謊勾引丈夫」。也從未如國民黨政客名嘴所稱「權勢性交」「逼迫撤告」⋯⋯從來沒有。至今，不管是週刊或政客對我所有的指控，皆毫無事實根據。
「娛樂」是「娛樂」，「新聞」是「新聞」，兩者不能共存。但政客與媒體深知大部分台灣人民無法分辨兩者的差別，因此不斷以「新聞」之名，行「誹謗」之實; 新聞自由與誹謗之間的界線已成深不見底的黑洞。在依然奉行古老保守價值的台灣社會，明知這樣的標籤對女人（尤其是原民女人）的殘害會比對男人還激烈，但因為充滿戲劇張力，誹謗我這類型的人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乾脆把一張張團體照馬過的雙人照當成不倫照，再以看似高尚的口氣評論此事件的政治意涵以遮掩其腐敗的動機，提供觀眾無限刺激的娛樂感，以仇恨餵養觀眾。「仇恨」是集結同好的手段，收視率絕不能掉，摧毀執政黨的鬥志不能掉，對政客本人的支持度也絕不能掉。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孰輕孰重？大法官在2023年已經解釋，刑法誹謗罪的存在，與憲法沒有違背。即便是民主社會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必須有所約束。任何媒體的報導必須基於查證、真實的基礎，否則就是誹謗。許多台灣民眾已經把媒體不查證的霸凌行為當作常態，但許多你以為的「常態」早已違反現有的憲法、刑法、民法以及廣播電視法。那已經不是媒體的「監督」，而是獨裁者的「監控」。
多位遭媒體霸凌的公眾人物三緘其口，有人怕影響演藝事業、有人擔心影響政治前途，都不敢出面指證媒體不查證的行為。當今沒有真正的社群媒體問責制度、我們因此被馴化，徹底進入「社群白色恐怖」時代。獨裁者是媒體、是政客、是企業，他們以控制新聞的手段控制人民的思想與行為。在政客與媒體結合的戰場，「新聞」被武器化。整個制度設計，是要讓被指定的「罪人」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多餘的，被輕易除掉是剛好而已。而且萬一你突然被指摘為「罪人」，你必須接受你受的罰與你是否犯罪無關。各種活動、人類的尊嚴與本能都毫無意義，「人」的動機也毫無意義。整個制度的設計，不是鼓勵釐清真相，而是散播仇恨，以利掌權者集結同溫層，對政敵再度發起攻勢。
他們說，這一切都是為了真正高尚的原因，如：挖掘真相、挑戰權威、推翻政權。因此為了這些高尚的目標，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侵害他人隱私、人格、尊嚴，不擇手段是為讓人民有「知的權利」並「監督政府」⋯⋯云云。但其實，那些發布「新聞」的人不能被稱為「記者」，也不能被視為「媒體」，他們不過是為獨裁者服務的兇手。
我自己當過記者，我依然相信目前在台灣，大部分想當記者的人，是純潔與良善的。我們都想做挖掘真相的正義使者，絕不容忍任何會侵害新聞可信度的欺騙行為。很多人必然跟當年的我一樣，相信一支筆、一支麥克風就可以改變世界。但遺憾的，當今衡量新聞成功與否的關鍵，不是真相，是點閱率與收視率。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人，先選定特定的議題，用錢買「觀點」做成業配，然後再用錢買按讚數與分享數，宣稱這是台灣大部分人的「觀點」與「主流」的聲量。這些數位獨裁者假扮公義使者，口口聲聲要捍衛閱聽人與選民「監督」的權利，引導人們分享希望被分享的新聞。其實那些所謂「新聞」也不過是一堆無法反應真實輿情的故事。
你真的知道你看到的是什麼？你在網路看的一切是否已先被某些人加料？運算法是否已在你不經意時在你腦中植入你原本沒有的想法？你所守望的是「真正的」公平與正義？你所想見的「美好國家」與「具體實踐」之間是否存在巨大的鴻溝？不查證的媒體，究竟守護你知的權利或正奪走你挖掘真相的能力？若繼續容忍，是否將弄巧成拙，讓我們僅存的民主制度遭遇自解嚴以來最嚴重的數位白色恐怖攻擊？
520後，我們有沒有一起改變的勇氣？
身體工具化
依據我的經驗，政治圈中，最常被攻擊標的就是女人的身體，而且攻擊手不乏同樣具有影響力的女性。回顧歷史：不論是作家李昂撰寫「北港香爐人人插」一書被各界質疑李昂影射陳文茜「睡上位」； 前副總統呂秀蓮的「嘿嘿嘿」事件暗示總統府有蕭美琴與陳水扁傳緋聞; 甚至近期立委黃捷與徐巧芯在國會的肢體衝最後成為兩名女性的身高與長相競賽（例如認為長的「醜」的就活該被網攻）⋯⋯政治圈以羞辱女人的身體作為政略的案例比比皆是。
除了那些老掉牙的案例，日前2024年3月，英國凱特王妃因許久未出現在公開場合，遭媒體報導「威廉王子與凱特的閨蜜羅思·漢伯里（Rose Hanbury）發生婚外情才讓凱特傷心躲避媒體⋯⋯」「羅思懷了威廉的小孩還逼宮，凱特得知後與羅思發生衝突，遭羅思刺傷腹部住院⋯⋯」3月16日，羅思發出聲明，稱「這些傳言都是假的」，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英國媒體「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在3月27日有一則報導很有趣：大眾不分青紅皂白就先把羅思·漢伯里（Rose Hanbury）標籤成小三。文中受訪的心理學家認為，民眾比皇室更不安，因為「我們對自己人際關係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感到擔憂」，大部分的人都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生活和新聞投射在一起，擔心自己的生活中也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罵另外一個女人解套，發洩厭女情結，就是最方便的心理防衛機制。
最後凱特親自出面拍攝影片，說明自己在公開場合消失是因為罹患癌症正在接受化療（女人依然不得不暴露自己身體隱私以換取社會可接受的「真相」⋯⋯），並且說這話的同時，陸續有新聞露出身邊有丈夫與孩子的陪伴，社會大眾才稍微解除焦慮。英國皇室必然要對大眾有個說法以鞏固王室的威權與信賴度，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當事人知道。但此刻，社會大眾已快速赦免自己的罪過，忘記自己曾經在社群上如何猛烈砲轟羅思·漢伯里是不倫的「小三」。不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社會，多數人為鞏固政權的攻略千奇百怪，最便宜行事的作法，就是攻擊女人的身體。
讓我們再設想一個更糟的情境。如果，在一個以「白人」為主的英國社會，若這個被誣賴為「小三」的羅思·漢伯里是一名黑人女性，她又會遭遇什麼待遇？
發生在我這個原民女人身上的，是無情血腥的人身攻擊：
傅崐萁：「傷風敗德！」
陳瑩：「為仕途不擇手段！」
游毓蘭：「權勢性交！」
鄭麗文：「權勢性交！」
王鴻薇：「囂張小三！」
王尚智：「姘警察！」
Hsu Chi：「這種偷吃人夫的破麻你也要」
莫阿龍：「不然就發毒誓給大家看，說謊做小三不得好死，絕子絕孫」
姚井壽：「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Hor Ta：「全國認證的妓女」
幾個月以來有支持者持續到我臉書按下「加油」圖示，結果馬上就有網軍（如臉書代號「阿呆」）系統性地向我的支持者以臉書私訊messenger傳送「Kolas不倫」的主題新聞連結，企圖破壞支持者對我的信任與好感。
歧視檯面化
很多人相信「權力」是零和遊戲。我拿越多，你就拿越少。如果你想保住你目前所有的，當然會無所不用其極，偷拐搶騙、殺人放火無所不做，就為保住一切。對不同性別、長相、語言、文化的人有偏見歧視，就是一種權力的展現。某些人可能會辯解自己的行為與種族歧視無關，我認為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典型的種族色盲。
在今年的總統大選期間，有一個議題引起總統大選口水戰：是否引進印度移工。
勞動部日前定案拍板引進印度移工，各界當然可從不同角度如產業結構、本勞低薪、移工管理、國際外交的角度評斷是非。但有一個角度，我認為絕不能被容忍，就是有公眾人物、政客名嘴，把發生在印度的性侵事件普遍化，把每個印度人都當成可能的強暴犯，同時搭配「逃逸外勞」的上下文討論，有意無意暗示台灣在引進印度移工之後一定會發生某種程度的悲劇⋯⋯。
沒有人會想要出國當勞工，除非不得已。又，會願意犧牲自己、願意在外受苦賺錢還把錢寄回家的人，是「性侵犯」的比例又有多少？「印度」是當今世界的大國，他們有自己的主張，在中國、亞洲、歐洲、美洲之間斡旋，依據其國家自身的利益對外開放、進口、輸出各項產品與服務。我們也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考量：不論是鼓勵台商大舉進軍印度設廠、近兩年台灣對印度出口連續成長、分散長久以來經貿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等。台灣大部分的民眾對美國、日本較熟悉，對印度較陌生，這很自然，這跟政府長年的宣傳以及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有關。不同利益相互糾結的方式，是否為台灣人民帶來最大利益，政府的確必須接受各界檢驗討論。
但如果有輿論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只因某些人一出生便繼承了某個國籍、血統、種族、膚色，便公開標籤污名化某一種人，這是對人性尊嚴的迫害，才可能在未來埋下暴力衝突的導火線。 種族歧視不是天生的，它是社會的產物。種族歧視的內容，暴露了多數人的偏見、權力與法律權威。
當2022年，我參選花蓮縣縣長敗選後，許多支持者熱情不減，久久不散，不斷要我參選花蓮縣立委，延續選民對推翻傅氏王朝的熱情。我告訴這些朋友，我的戶籍在花蓮，我也從未離開花蓮，但「法律規定我不能選花蓮縣區域立委」。
支持者驚：「為什麼！？」
我：「因為我是原住民。」
台灣民主化，至今依然有種族隔離的法條，只因為這些冷門的法規尚未干擾大部分人的權利，所以多數人都不會關心。2016年我在立委任內，提案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要求完全開放原住民參政權，使原民可參選區域立委，此修正案在2018年5月立法院完成一讀。我在提案的過程分別與多位不分政黨的立委說明修法的緣由與動機，大家皆紛紛表達訝異並對我表達同情與支持，認為應該修法，甚至認為現行法條荒謬，應請大法官釋憲云云。不過通常對話結束後，就沒有了。
現有的法律允許原住民參選「原住民」立委，但不准原住民參選「區域」立委。我認為這是政治種族隔離。試想，如果一位原住民，已經把戶籍遷到台北市大安區而且住了超過20多年，想參選大安區立委，想跟大家一起公平競爭，為什麼不可以？
我在2022 參選縣長時，敵對陣營便不斷傳播「番仔不能當縣長」、「她選完就會落跑」。當我在選後點出問題之所在，再次主張應該跨黨派共同修法，卻遭包括聯合報的黑白集、花蓮國內的更生日報與及國民黨花蓮縣黨部聯手批判我的主張是「為落跑編造的美麗謊言。」在那種論點中，我被迫進入一個雙重束縛的制度性困局。我要選也不行，不選也不是，不管前進後退，都會遭到否認與拒絕。只因為我是「原住民」。
接著，來自花蓮國編造的「不倫」謠言，刊登在鏡週刊對我展開人身攻擊，該報導有一點我尤其難以容忍，即：記者刻意標註當事人的種族別⋯⋯一個「外省」「客家」「閩南」族群不會遭遇的特別修辭。
種族歧視一直都不是台灣主流的政治議題，但它存在。國家的偉大與種族歧視並不衝突，兩者可以同時並存。高科技的國家，會出現中世紀的價值，這在其他國家可見，在台灣也可見，我們無須迴避。一個人不夠，要有一群人同時承認我們有結構性的歧視，那才有用。
私刑，是為了要你閉嘴、安靜、害怕、恐懼。也要讓你身邊那些跟你一樣的人閉嘴、安靜、害怕、恐懼。這種手段，不是針對一個人，是針對一群人。這群人可能是有色人種、可能是女性、可能是LGBTQ。每當我們想往前走一步，就會有巨大的浪潮把我們往後推五步。進一步、退五步、進一步、退五步⋯⋯他們希望我們走到這裡就好，但我們依然匍匐前進，縱然千辛萬苦。
要高科技不要中世紀
在我們通往美好國家的路上，若遇到惡意的政治，且不幸地加上社群動員，會增加我們達標的困難。因為若有獨裁者濫用科技與社群，打壓異己、散播謠言、隱藏真相，且人民停留在中世紀心態，欠缺思考的能力，就會形成反民主的勢力，把我們往後拉。這樣的社會，會讓社會中善良的人感到挫敗，覺得自己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好結果，我們一直被教育著要愛社會，但社會並沒有回報對等的愛。
批判者是樂觀主義者。我依然期待有一天，人與人之間願意聽對方的聲音，讓台灣成為她應該成為的那個美好國家。
ABOUT KOLAS YOTAKA
來自花蓮玉里鎮Halawan的阿美族人。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高階主管學程結業、美國國務院訪問學人、澳洲外交及貿易部訪問學人、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政治工作者、作家、記者、譯者、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