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我的文學課

文｜蕭義玲
在文學式微的年代，我常對著台下學生設問：「你為什麼來到這裡？你希望文學帶你去哪裡？」多半時候，他們不主動回答；但當教室螢幕緩緩亮起又落幕，我總能在那一雙雙或期待、或迷惘的眼神中，窺見那些隱而未發的答案。
 
幾年來，北野武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阿基里斯與龜》，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影片之一。這是一個關於畫家的故事：主角真知壽自幼熱愛繪畫，即便家道中落、命運坎坷，甚至在貧病交加的絕境中，仍創作不輟。
 
我之所以對此片感觸良多，並非僅因對北野武影片的偏愛，而是極少有電影像它一樣，能在課堂上激起如此對立且激烈的辯論。
  
 學生的立場截然分為兩派：一派感佩真知壽不論處境如何，始終執著於繪畫；另一派則質疑他狼狽的人生，說著：繪畫能當飯吃？藝術至上的人生值得活嗎？後者的聲音，在現實推波助瀾下，隊伍日漸壯大。
 
「不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這兩種聲音，對我而言並不陌生。
 
年少時，我曾深信文學擁有構築自我、指引方向的神力，彷彿只要推開門、持守堅持，穿越重重雜音，終能抵達意義的王國。然而現實生活卻逐一拆解這份信念。那原以為筆直的文學路，實則錯落不斷。當瑣碎的生活、經濟壓迫、人際牽絆紛至沓來，常常懷疑：這樣堅持正確嗎？因為在這時刻，文學既沒有與我並肩作戰，反倒常在我與他人間矗立高牆。當我焦急和文學叩問如何是好時，它常常緘默無語。再問，依然。
 
於是或點頭、或搖頭；或贊同、或否定，我們在歲月中不斷與自己拔河。但站在講台上，此刻的我不能只是片面的附和，職責所在，我必須從言詞浪潮中，聽出那最深沉的叩問：
 
我們所愛之物，是否值得用一生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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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學生：「如果真知壽是神話中的飛毛腿阿基里斯，他為何始終追不上那隻緩慢的烏龜？」
 
這個問題源於古希臘哲學家芝諾的邏輯悖論：烏龜若先出發一段距離，阿基里斯雖快，卻得先抵達烏龜留下的舊位置；每當他抵達，烏龜又向前挪移了一丁點。於是，他永遠落後一步，困在無法抵達的遲滯中。
 
「真知壽為何陷入了這個悖論？他遇到了什麼難題？」
 
  故事就此展開。
 
童年的真知壽家庭富裕，是個備受寵愛的小少爺。他熱愛繪畫，曾被父親資助的畫家讚許其作品天真、大膽、不受拘束，並獲贈一頂紅色畫家帽。那頂帽子彷彿榮耀的預言，從此，他在眾人的期待中，朝著藝術之路奔馳。
 
那時他沉迷於繪畫，世界彷彿都依附於他的需求：他在課堂上作畫，無視老師；他站在鐵軌中央作畫，逼使火車停駛。然而好景不長，隨著父親破產自殺、母親跳崖身亡，他被送入孤兒院，當生活的殘酷席捲而來，真知壽的繪畫之夢，也開始飽受摧殘。
 
長大後的真知壽，熱情絲毫未減，現實的重擊卻接踵而至。他滿懷期待將畫作帶往畫廊，換來老闆冷冰冰的一句：「賣不出去。」為了開拓視野，他仍在家徒四壁中進入藝術學校。但即便如此，藝術之神亦未曾眷顧。一次因藝術實驗釀成死亡事故，他的同伴無法承受那股巨大的虛無感，從橋上一躍而下，用生命為這場徒勞的追求畫下句點。
 
我問台下：「你們覺得，在創作這條路上，什麼是最重要的？」

 


課堂熱烈了起來。有人說是靈感、天分、練習或金錢；有人說是「被肯定」與「被看見」。 

那麼，靈感是什麼？
 
有人說是突如其來的閃光，是神助般的火花。另一位則反駁：靈感並非憑空而降，而是長期觀察與苦思淬鍊的結果。我再問：「那天分呢？」有人說：天分是老天爺賞賜的才華，是一種超拔於他人的能力；立刻有人接著說：但只有老天爺知道誰有天分，我們只能努力。還來不及回應，另一個聲音已起：可如果沒有天分，再怎麼努力也沒用。
 
這些問題怎麼解！
 
但更難解的還在後頭。當話題一轉到「金錢」，教室先是一陣沉默。不久有人舉手：「沒有錢，哪來時間畫畫？夢想可以吃嗎？」說完，許多人鼓掌附和。我再往下一題推進：「那麼，被看見呢？不被看見的創作，還算數嗎？」沒多久，教室裡已風聲四起，言語交鋒。
 
從自我到他人，從渴望到疑問，所有問題此刻都被喚出，在講台上下的空際中漂浮。看著那一雙雙閃動的眼睛，我知道，得趕在火光熄滅前，添加些深思的燃料。
 
「看來在熱愛與信念之外，我們都有一顆玻璃心。」大家莞爾一笑。
 
我們的文學課，就從這一笑開始。
 
我說：「若將這些關於靈感、現實與脆弱的提問移到真知壽身上，他會如何回應？」
 
影片中，不論靈感、天分是否存在，也不顧生活困頓與他人眼光，真知壽仍堅定地畫著。他與崇拜他的幸子結婚，不久後女兒出生，生活負擔驟然加重；但他依然全心投注創作，在幸子一肩扛起家計下，他畫畫、再畫畫，畫完便小心翼翼地將作品送往畫廊。但畫廊老闆回報給他的，卻是一次次「這是什麼？」、「這種畫，賣不出去。」的譏笑。

但真知壽愈挫愈勇。開始迎合畫商，模仿蒙德里安、克利、米羅和白水等現代畫風，卻又因喪失精髓，被嘲笑為模仿未果的拙劣之作。某次，他畫的「鬍渣大叔」獲得一點肯定，他一回家又反覆摹寫、複製，不料又再次被畫商羞辱。
 
時間流逝，與真知壽堅持創作並行的，是妻子獨撐家計的疲憊、女兒漸長的叛逆，以及畫作一次次的被退回。他像卡夫卡《城堡》中的K，手握畫筆，不斷試圖進入那座遙不可及的藝術殿堂，卻始終無法跨越被承認的門檻。然而挫敗，早化為他筆直奔跑的意志。 
 
始終遙不可及的藝術城堡啊，我知道那是許多人的困惑。
 
曾有學生對我說：一直卡在放棄或堅持的關口，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若放棄就什麼沒有了；但不放棄，連自己都懷疑起自己了。
 
我說：「讓我們取道真知壽來回看自己。有沒有可能，努力卻抵達不了終點的原因，正是因為那份『堅持』」？
 
我再問：「真知壽的堅持出了什麼問題？」
 



真知壽的創作，讓我想起阿根廷作家薩瓦托《隧道》中的畫家哥斯岱爾。他堅信唯有畫中那扇「窗景」能映照內在真實，彷彿那是世界唯一可能理解他的出口。然而，這樣封閉的藝術觀，卻在自我與世界之間築起高牆，將自己一步步推入幽暗隧道中。
 
真知壽亦然。他苦心孤詣追尋的藝術，根本是一幅幅封閉的窗景。表面看來，他將創作視為人生唯一的追求，實則是拿著畫筆背對世界。妻子的疲憊、女兒的求援、畫商的質疑與剝削，甚至自己的孤單無援，全被他隔絕在畫框之外。
 
但真知壽仍著魔似地畫。畫完便送往畫廊，又再一次遭遇「這是什麼？」、「賣不出去。」的冷嘲。為突破瓶頸，他重演了藝術學校的極端實驗，挑戰身體極限，從家裡延伸至巷弄與街頭。近乎行動藝術的演出，荒誕而張揚。於是創作愈翻新，愈顯空洞；愈試圖宏偉，愈加失焦。直至某日，女兒走上援交之路，他竟當面向她索要購買畫材的錢。
 
以繪畫之名，他早已背離藝術而去。
 
無論線條、色彩或結構，當情感隔絕，真知壽便走向一條自我失喪之路了。最令人心驚的一幕：他在殯儀館見到意外喪命的女兒，直覺反應竟是往她蒼白的唇上塗抹口紅，用白布在屍臉上擦拭作畫。妻子見狀，驚呼：「你不是人！」旋即抽身而去。
 
若有藝術之神，那一刻，應會掩面而泣吧。 
 



故事將盡，文學課也接近尾聲。我打破台下的沉思：「這邏輯悖論，究竟如何能解？」
 
影片最後，滿身紗布、形同廢人的真知壽被妻子尋回。兩人並肩離去時，他一腳踢開了腳邊那只被他視為「藝術品」的焚毀可樂瓶。
 
是的，答案就在那一踢中。
 
再也不是「理想與現實」誰輕誰重的辯論，也不是尋求身體官能的突圍或藝術技巧的翻新，而是對可樂瓶的一踢。那一踢，是意識到自己長期生活的迷途，也是藝術家「真正看見」的發生之時──看見自己此刻處境，看見與他人、世界的關係，唯如此，藝術才以其獨一無二的景觀，搏得人一生的追求，也才有與商業邏輯或共處、或對抗之力。
 
但故事未完。請看，那條筆直的跑道上，仍有人一棒接一棒奔跑著，他是誰？仔細看，是阿基里斯、K，真知壽，甚至更多的你、我、他。而我們的文學課，不就是要在此刻，給自己那一踢？特別是在這個由AI主導觀看、複製經驗、催促快跑的時代裡，我們是否還有能力說出自己聲音？是否仍有意願看進去，直看到我與世界交會處，那些心底深深、那些不得不說的景致？
 
 因此我們聚集，在這裡，在文學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