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的理性——歷史學家、政論家李筱峰
談民主追尋、台灣認同與「革命僧」林秋梧

採訪撰文｜郭瀅瀅​
攝影｜郭潔渝
前言
 
「我對台灣的未來是悲觀的。然而悲觀反而是一種自我砥礪，提醒我應該持續努力，而不是放棄。」歷史學家、政論家李筱峰如此說。面對國家認同高度分裂，同時承受外部威脅的現實處境，即使並未看見光明的台灣前途，他仍不斷以精闢而透徹的書寫介入現實、以敏銳的歷史之眼逼視當今時代。而解嚴後一年出生的我，未曾經歷台灣威權統治的時期，因此理解他的一生，便是理解我未曾參與的時代，理解其中的黑暗、傷痕、禁錮，以及知識分子極力尋求出路，以不同形式抵抗壓迫的精神。
 
李筱峰出生於1952年的台灣——那是美援時代，也是戒嚴體制與黨國教育形塑著思想與心靈的時代。他形容自己年少時是崇拜蔣介石的「法西斯狂徒」，直到高中時在舊書店看見查禁中的《自由中國》雜誌，接觸了自由、民主與人權觀念，巨大的思想震動，使他開始反思曾經相信的一切：「我不斷自問，到底是學校老師、教官講的對，還是這些思想家講的對？」在困惑與痛苦的思索後，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次覺醒」。
 
考進政治大學教育系後，除了參與黨外運動，更積極發表文章批評黨化教育，最終遭校方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屢勸不聽」為由退學。遭退學後的李筱峰，轉而就讀淡江大學歷史系，期間，他投入於查找舅公林秋梧的資料——日治時期推動台灣宗教改革與社會改革的「證峰法師」。李筱峰出身中產階級家庭，自幼卻因目睹工農生活的困苦，而養成了強烈的正義感，於是當他在舅公身上看見與自己相似的精神——「願同弱少鬪強權」——便深受感動，也受舅公對佛學提出的開創性詮釋所啟發，進而追索其思想與生平，畢業前就完成《革命的和尚——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初稿，並於1980年出版成為代表作，為這位抗日運動的先驅、解放佛學的倡導者留下重要傳記，也使他重新回到公共視野。（今年（2026）再版為《革命，和尚，公民覺醒：台灣文化啟蒙先驅林秋梧傳記》）。
 
完成學業並在東引當兵期間，面對台美斷交前後的國際局勢變動，加上被遴選為「政戰士」而在部隊中接觸大量「匪情資料」，逐漸加深了他對中國政權的認識，這段經歷為他帶來不可逆轉的影響。除了意識到台灣主體性的重要，「台灣獨立建國」的想法也在心中萌生。在長時間思索的過程中，緩慢釀成了日後由「中國認同」轉向「台灣認同」的「第二次覺醒」。
 
退伍後，李筱峰進入黨外刊物《八十年代》擔任執行主編，然而在美麗島事件爆發之際，雜誌遭查禁停刊，他離開媒體工作，轉而進入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與舅公林秋梧相同的正義性格，使他在戒嚴時期的言行規訓中，仍不斷尋找能揭示歷史真相的空間。當年二二八仍是言論禁忌，於是他避開敏感字眼，以《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一書完成碩士論文，成為最早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著作。而此後數十年間，他任教於大學並從事台灣史研究，出版著作數十種，持續推動社會理解台灣歷史。
 
從威權時代受黨化教育影響的「法西斯狂徒」，到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犀利批判當局的黨外健筆，再到以書寫啟蒙社會的台灣歷史學者、不附庸於權力的政論家，李筱峰的一生，反映了台灣由威權到民主的艱辛歷程，以及一位滿懷理想而屢遭挫折的知識分子，對現實的清醒與承擔。
 
閱讀李筱峰的著作，便能看見思想鋒芒背後的炙熱激情、對台灣人命運深切的關懷，而與他對話，則是在他溫和、平易近人的述說中，看見那支撐一生思想與行動的——燃燒的理性。
（以下為內文節錄）

從「法西斯狂徒」到民主追尋者

郭瀅瀅：您出生於1952年，當時台灣正處於美援時期，同時也是白色恐怖與戒嚴的時代，整個社會與教育體系深受黨國體制影響。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您童年與求學時期所接觸到的教育氛圍是什麼樣的？
 
李筱峰：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把蔣介石描繪成一位「偉大的總統、民族的救星、時代的舵手」。每天升旗典禮時，只要看到他的肖像，大家都要立正、行禮。整個教育環境不斷強化這樣的形象，久而久之，自然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我小時候甚至在書桌上放著一張蔣介石的照片，有時讀書讀到想睡覺，就抬頭看看這位「偉大的民族救星」，精神又立刻振奮了起來，心中想著應該「效忠領袖，報效黨國」。回頭看，當時那種「法西斯狂徒」式的行徑，正是那個年代教育氛圍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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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政治的巫術」。就像希特勒在戰爭末期動員童子軍，只要讓孩子們口袋裡放一張他的照片，就能鼓動他們上戰場。我們那一代人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與教育下長大的。直到高中時期我才逐漸知道，原來從小崇拜的人是一個獨裁者，許多人在他的統治下遭到迫害，我才開始反思並逐漸「醒過來」。

《自由中國》與思想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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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瀅瀅：據我所知，您在高中時意外接觸到《自由中國》雜誌，這成為您思想轉變的重要契機？

李筱峰：當時我就讀台南二中，學校附近公園旁有一間舊書店，開啟了我另一個世界。高一剛開學不久，正好遇到蔣介石的生日，老師要求每個人交一篇作文，題目是「給蔣總統祝壽」，而這類的文章已經太多了，我當時也還沒有政治上的反思，就決定到舊書店找一篇現成的文章來抄。

在書店裡，我看到一疊《自由中國》雜誌，標題寫著「恭祝總統七秩華誕」，沒想到這本薄薄的雜誌竟要五塊錢，當時吃一頓飯大概三塊半到四塊。老闆告訴我這本雜誌被查禁了，更引起我的好奇，結果買回家一讀，更是大為震撼。從胡適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徐復觀〈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等文章，發現整本雜誌表面上是祝壽，實際上卻是在批判蔣介石。殷海光等人的文章，也用理性的方式討論權力、制度與責任。那時我第一次接觸到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觀念。

從那一期開始，我就常常去買《自由中國》來讀。透過那些文章，我除了認識了殷海光，也開始閱讀羅素等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於是，我從教育中被建立起來的那些觀念，開始慢慢動搖。

高一下學期到高二，是我人生非常痛苦的一段時間。因為我開始不斷問自己，到底是學校老師、教官講的對，還是這些思想家講的對？要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其實是很痛苦的。就像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說的，改變思想比拔牙還痛苦。拔牙至少可以打麻醉針，但思想的改變，你必須自己面對過去的自己。

後來，「偉大的民族救星」在我心中破滅了，我也就把桌上那張蔣介石的照片丟掉。從那時開始，自由、人權、民主與法治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價值，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覺醒」。


「革命僧」林秋梧：「願同弱少鬪強權」

郭瀅瀅：替人打抱不平的「正義感」似乎是您家族裡鮮明的性格特質。您在為舅公林秋梧（證峰法師）寫的傳記中，也提到身處日治時期的他常替百姓主持公道。首先我好奇，您是在什麼契機之下接觸到舅公林秋梧，並決定投入研究，書寫他的生命歷史？

李筱峰：我從政治大學教育系被退學，轉而到淡江大學讀歷史系時，在圖書館看到一套《台灣民報》，才第一次注意到「林秋梧」這個名字，慢慢接觸到舅公的生命歷史，也逐漸理解他曾經走過的道路。

至於開始研究、書寫他，則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他是學生運動的一員，因參與運動而被退學，之後又投入1920年代的多項社會運動。他參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寫真班」，在中南部鄉間巡迴放映電影，並擔任辯士解說內容，藉此推動文化啟蒙，也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權利意識。在多項社會運動中，雖然他不是領導者，而是運動中的基層「尖兵」，但也正因如此，讓還是學生並認為學生該承擔一定社會責任的我，感到親近。

第二，則和我對佛教的看法有關。過去我一直認為佛教是比較出世的宗教，好像是在逃避現實，強調個人的修行與解脫。但當我讀到舅公的文章後，才發現他對佛教的理解不是如此。他的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願同弱少鬪強權」，這句話展現了大無畏的佛教精神。在他的佛教觀裡，真正修「菩薩行」的人，絕對不是躲到深山裡修行，而是應該走入社會，關心弱勢、對抗不公，這才是他心中「普渡眾生」的精神。

這對大三的我帶來震撼。我開始四處蒐集與他相關的資料，也訪問家族長輩與他的同學，慢慢拼湊出他的生平，並發現我和舅公的確在性格上非常相似，因而在不同的時代裡，走上了相近的道路。我們做事時，並不是先去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而是考慮公理，傾向從社會關懷出發，因而對不公不義的事情難以忍受。
 
 
 
過去的事不必再談嗎？
 
郭瀅瀅：當我們提及歷史中的傷痕，常有人認為「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談」。您是歷史研究者，也親身經歷過威權時代，從您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為何需要不斷回顧歷史？對一般人而言，理解歷史是否有先後順序？而這樣的歷史理解，對今天與未來有什麼意義？

李筱峰：歷史可以分成不同層次來理解。例如有全球史，也有屬於某一個社會本身的歷史，這兩個層次都很重要。而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對所有歷史都會盡量去理解，但對一般人而言，應該先了解自己所處社會的歷史。

例如，俄國人應該要知道俄國過去的歷史，比如沙皇統治下長達六百多年的農奴制度，是俄國社會形成的重要背景。同樣地，我們是台灣人，就應該知道台灣自己的歷史。例如，白色恐怖其實只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在那個年代，你可能只是多說幾句話，就會被抓走，甚至隔天就消失。如果不了解這段歷史，類似的事就有可能再次發生。

尤其今天台灣已經發展成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我們更應該理解這樣的制度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只有知道這些自由是怎麼奮鬥得來的，我們才會珍惜它。

國際歷史對我們也有教育意義。例如德國納粹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建立了威瑪共和國，擁有民主憲法與選舉制度。希特勒的納粹黨，並不是靠武力政變上台，而是在民主制度之下透過選舉逐漸崛起，掌握權力之後，才開始一步一步破壞原本的民主制度。這段歷史對今天的社會其實非常具有警示意義，提醒我們，民主制度如果被利用，也可能被用來破壞民主。

很多人說：「二二八已經過去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談？」其實，就像看病一樣，你去看醫生的時候，不會跟醫生說：「你只要看我現在的病就好，不要看我以前的病歷。」醫生一定會先看你的病歷，了解你以前得過什麼病，才知道現在的症狀可能是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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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就像一個社會的病歷。如果我們拒絕去看它，就像要醫生不要看病歷一樣危險。歷史的重要，並不只是為了解過去，而是提醒我們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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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台灣的國家認同如此混亂？

郭瀅瀅：在面對國家認同的問題時，您覺得今日的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歷史理解或史觀？如何透過歷史來思考自身的國家認同？

李筱峰：台灣目前的情況，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現象。從實際的政治運作來看，台灣是一個實質上的獨立國家，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選舉制度與民主政治。但很奇特的是，在這樣一個實際上獨立的國家之中，內部對於國家認同卻呈現出非常混亂的狀態，這在世界上很少見。

一般來說，民主國家在生活、社會價值上可以是多元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與價值觀可以並存，但很少有國家在「國家認同本身」是如此分裂。我認為很大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大中國教育」的影響。

在這樣的教育下，「中華情結」被塑造成最高價值。於是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即使台灣在許多方面都已經是世界一流的水準，例如健保制度、醫療體系、半導體產業等，仍然有人認為台灣不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甚至覺得應該接受中國的統治。

如果一個社會真正把自由、人權與民主視為核心價值，自然會傾向於維護自己的政治制度與自主性。但對某些人而言，這些價值並不是最優先的，反而是所謂的「中華民族主義」被當成最高價值。然而「中華民族」的概念，其實是一種歷史建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

因此，要理解今天台灣國家認同的混亂，還是必須回到歷史。而真正的解決方式，是在社會中建立更穩固的自由、人權與民主觀念。當這些價值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時，人們自然會意識到，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價值所在，也更容易形成對自己國家的認同。
「台灣的危機不在外，而在內。」

郭瀅瀅：若回顧一生的經歷，您最想對此刻的台灣人民、台灣社會說哪些話？或希望台灣人能意識到哪些問題？

李筱峰：老實講，我對台灣的未來是悲觀的。但悲觀不等於絕望。如果我真的感到絕望，那麼我過去這幾十年的努力與奮鬥都沒有意義了。因此，悲觀反而是一種提醒、一種自我砥礪，而不是放棄。它提醒我不要過度樂觀，而是必須持續努力。

其實，三十多年前，我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台灣的危機不在外，而在內。」到今天，我仍然認為如此。很多人把台灣的危機完全歸因於中國，但我一直認為它並不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首先，中國目前的實力仍然有限，再來是，即使未來實力增加，也不代表它可以輕易對台灣動武，因為國際環境並不允許。現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結構已經逐漸形成，例如美日安保體系，以及包括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印度、澳洲等國所形成的一種戰略合作態勢。雖然這不一定是一個正式的聯盟組織，但整體的安全格局已經逐漸成形。

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下，中國要對台灣動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它現在更多時候是在政治與心理層面上施壓，而不是真的準備發動戰爭。

更深層的問題是在台灣內部。如果一個社會真正把自由、人權與民主視為核心價值，那麼許多建立在政治神話上的空泛觀念，例如「中華民族主義」，自然就會逐漸失去影響力。但目前這些價值還沒有完全成為社會的共同信念，因此台灣的政治仍然充滿矛盾與混亂。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治力量本身又是透過民主制度被選出來的。他們之所以能夠存在，正是因為社會中仍有人支持這樣的思想。所以，問題的根源仍然回到教育。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被某種歷史敘事與政治神話所塑造，那麼這樣的思想自然會一代一代地被複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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