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記得黑森林？

文｜蕭義玲
有些故事，自幼反覆聽聞，只要開頭一句響起，記憶便自動展開，一幕幕宛如舊戲重演。就像格林童話裡的〈糖果屋〉：「從前，有一對被逐出家門的兄妹：漢賽爾與格萊特⋯⋯」

這對小兄妹走進森林，遇見一間糖果做成的小屋——屋頂灑糖霜，牆面鑲巧克力。他們餓極了，顧不得多想，走了進去，沒察覺那是女巫設下的陷阱。

女巫把哥哥關進籠子，說要等他養得肥胖，再慢慢烹來吃；妹妹則成了她的僕役，日日點火、煮湯、餵食那隻籠裡的男孩。故事最終，妹妹機智反擊，把女巫推進火爐，救出哥哥，並帶著寶藏逃出森林，回到家時，後母已死，父親滿懷悔意，在門前等他們。故事就終結於：從此，他們過著幸福的生活。

可這，真的是終點嗎？兄妹回到家後，苦難就能翻篇？幸福就能開始？這些疑問曾長年沉在心底，多年後，在諾獎詩人葛綠珂（Louise Glück）的詩裡，我看見那盞塵封的燈再次亮起。

詩名為〈黑暗中的格萊特〉，是一首關於小女孩長大後的追憶之詩。整首詩的詩句簡練，卻極具穿透力：兄妹雖歷劫歸來，也得到了父親的庇護與安穩的生活，表面一切如常，格萊特卻一日比一日沉入內心的暗影。因為她發現，沒有人再談論過去——連哥哥也不。詩是這麼寫的：

　　　沒有誰還記得。甚至你，哥哥，
　　　好多個夏日的午後，你看著我，似乎
　　　你想要離開，
　　　似乎那些事從沒有發生過。
　　
哥哥，那個曾與她共生死的人，為那段經歷劃下禁區，一觸即避，彷彿從未發生。他選擇遺忘，過起平靜的日子。

是的，這正是格萊特的痛苦。

它不只存在於年幼時一連串殘酷的經歷：飢餓、流離、迷失，落入女巫陷阱，甚至在命懸一線時將她推入火爐。真正致命的，是那個與她出入黑森林、那個她曾為之殺人的至親，不要這份記憶了。可以想見，當哥哥若無其事地過著平靜生活時，格萊特夢裡的窯房與尖頂依然聳立；當火光自童年的深處漫湧而來，她會開始懷疑：這一切，難道只是幻夢？

讀到這裡，我們已走進後來故事的核心：格萊特失去了共情的見證人，那是比表面的受創更深的身心陷落。因為當記憶無所依附、不被承認，記得的那個人還能是誰？

是以格萊特孤單。

事實上，童話之外，記憶與遺忘的衝突，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認同危機，早已是現代人的普遍困境。它不只存在於當代文化理論中，也反覆出現在大眾影像裡。我想到那部由米歇爾・龔德里（Michel Gondry）執導、橫掃國際影壇的：《王牌冤家》（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也關心著同樣的課題──當共歷的愛情，只剩一方獨守廢墟，痛苦於焉誕生。

在這部被譽為「世代最動人的愛情電影」中，男女主角喬爾（Joel）與克蕾婷（Clementine）雖性格迥異、卻彼此吸引。喬爾內向壓抑、習慣退讓；克蕾婷則衝動感性、隨性直率。他們深愛彼此，也不斷爭吵。經過無數次情感磨損後，克蕾婷終於做出決定，走進「忘情診所」，將與喬爾的交往徹底抹除，試圖逃離這段關係。

喬爾在一次偶然的對話中，才知道自己被「刪除」了。

他驚訝、痛苦，因為當克蕾婷單方面刪除記憶，那段關係便不復存在。可對喬爾而言，那段日子仍像火光般殘燃心中，生活周遭充滿他與克蕾婷的物件：照片、衣服、蛋頭玩偶、她送的書、一起買的CD、日記⋯⋯，他躲不開，也走不出。他不只是失去一個人，而是失去見證那段關係的「他者」，而他曾經深深地活在那裏。

為了抵抗被拋棄的噬心之痛，他也到忘情診所報到了，不是為了報復，是想要重新在腦中創造沒有克萊婷的藍圖。

但事情沒那簡單。

就像〈糖果屋〉，當哥哥選擇遺忘的同時，兄妹間曾有的相依與真情，也將與不願想起的一切，一併在火焚中煙消雲散了。喬爾與克蕾婷的故事也是如此。當喬爾的大腦被一格一格重整時，他忽忽意識到不對勁，開始在腦中奔逃反抗，試圖把她藏進最深的記憶角落。他跑進童年、學校，甚至鑽進讓他羞恥的場景——那些他們留下愛情烙印的地方，連心痛也不放過。

故事說到這裡，創傷敘事的真正命題也浮現了：不是離開，而是抹除；不是失去，而是否認，才是暴力的藏匿處。因為記憶不是附加品，不是備份。它是人知道自己是誰的根，是活過的證明。

但這樣的發問，只屬於童話與電影嗎？從格萊特到喬爾，從親情到愛情，乃至世間所有的關係，是否都潛藏著相似的困境？還記得美國作家塔拉・韋斯特弗（Tara Westover），在《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Educated）中憶及童年時曾遭哥哥暴力對待，長大後，她鼓起勇氣說出來，換來的卻是一句：「妳想太多了吧。」那一刻，她明白：當記憶不被接受，就失去了家人。

我常常想，在這個崇尚遺忘與更新的時代中，那些「記得的人」怎麼活下來？在一切都要被快速替換的縫隙裡，是否藏著許多無聲的傷口，不曾癒合，也無處安放？

我曾在一份訪談資料中，讀到一位年輕時遭政治迫害的長者。他說起當年，曾目睹好友在政治清洗中被帶走。多年後出獄，他試著和子女談起這段往事，但孩子只是淡淡地說：「爸，那麼久的事了，別想那麼多啦。」他從此噤口。我想像他說話時望向遠方的神情，不是悲傷，也不是憤怒，而是只有他還站在過去某個路口，喪失記憶的落腳處，只好收回自己。

那樣的靜默時刻，我也經歷過。

那日與失聯多年的朋友重逢。中學時，我們曾因為翹課偷騎機車被逮，被記過後，朝會時被訓誡為害群之馬。我提起那段恥辱往事，她卻笑說：「有這件事？」語氣輕得像說個無關痛癢的笑話。我頓時啞口。

我說不出話，是因為不確定和我站一起在講台前，被以壞學生示眾的人，真是她嗎？我又為何惦記著這段往事？是不是我誤解了那段經歷，把一點小事記得太久、太牢？還是我過於心胸狹隘，以致無法將故事打包刪除？

哲學家保羅・里克爾曾強調：記憶對個人與集體認同至關重要，而遺忘則可能造成深遠的裂痕。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曾說：「遺忘本身，便是不斷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記憶構成了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那麼，當它被剝奪時，人該如何面對曾經活過的自己？又如何重新定義方向？

從童話中的火爐，到電影裡的忘情診所，再到我們心中無法安放的片段——我總在生活的邊緣處，在那些不肯散場的情緒餘燼中，看見記憶星星點點地閃現，彷彿在尋找一處未知的落腳之地。

因為它，真的曾經存在過。就像葛綠珂寫的：

「那黑森林，那火光熊熊。」
附註：《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在台灣譯作《王牌冤家》，與原片名語意落差極大。原名取自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作品中的一句詩句，意指「無瑕的心靈所擁有的永恆陽光」，呼應片中對遺忘與幸福的哲學反思。中文片名雖具話題性，卻難以承載原片的詩意與重量，甚至可能誤導觀眾視其為一般愛情喜劇。此文中仍沿用原譯名，僅為方便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