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風暴與倖存者：
​與Kolas Yotaka的下午茶

採訪撰文 ｜ 許麗玲
前言

愛不會承認任何障礙。它跳過欄杆、跨過柵欄、穿越牆壁，並且充滿希望地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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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安潔洛Maya Angelou (1928-2014)，美國黑人女性詩人、作家、民權運動家。


作為一位高知名度的原住民女性政治人物，Kolas沒有家族背景，沒有黨內派系，她從原住民族電視台的主播到桃園市原民局局長，之後擔任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行政院發言人；2020年Kolas 成為台灣首位具原住民身分的總統府發言人，2022年她回到故鄉花蓮，嘗試改變當地「藍營鐵票倉」、「家族政治」的地方政治版圖。

面對在地勢力強大的對手，她知道這是一場「不可能的任務」，Kolas 在花蓮縣長選舉期間接受《人間魚詩生活誌》的封面專訪時強調：即使明知勝算不大，但她抱持「推動一場社會運動」的決心來參與選舉。她相信：身為一名原住民女性，她能夠憑藉用心與努力讓族人和選民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選舉結果雖然落敗，但是Kolas 卻取得十分可觀的成果：她的總得票數是四萬七千多票， 得票率為32.04%，高於2018年由民進黨花蓮縣議員劉曉玫接受徵召競選花蓮縣長的四萬三千多票，當年劉曉玫的得票率是25.87%（劉先後擔任花蓮市市民代表及花蓮縣議員，長達二十多年，Kolas則是在選前幾個月接受徵召）。她在光復、豐濱、卓溪、秀林與萬榮這幾個原住民鄉的得票還高於2020年總統大選蔡英文的得票數，由此可見Kolas具有改變花蓮政治版圖的潛力。

地方選舉過去了，Kolas 也回到總統府繼續發言人的工作，直到2023年6月底一篇週刊的爆料，指控她與競選花蓮縣長期間的已婚隨扈發生「不倫戀」。週刊一上市，引起一場舖天蓋地的輿論風暴，Kolas當天就辭去總統府發言人的職務，接下來幾個月內，Kolas不再有任何對外的發言，在一面倒的輿論下，她幾乎「社會性死亡」。

沉寂幾個月之後，Kolas 決定重新出發，她以擅長的觀察力及文筆，為《人間魚詩生活誌》第16期撰寫專欄「愛／人間／Kolas」，首篇文章〈數位麵包馬戲團〉提到網路時代的選舉文化、民粹主義和輿論操作的現象有如資訊時代的羅馬競技場。

接著，她決定撰文〈我的「美好國家」〉寫出自己的遭遇與其中內幕，文章中Kolas表達了她的憂心：台灣社會對於民主言論自由、輿論操作還有惡意攻擊的界線模糊，這個灰色地帶容易被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

除了刊登這篇文章之外，《人間魚詩生活誌》的編輯部經過討論，一致認為Kolas 的事件有必要從原住民族文化與台灣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作進一步的討論。於是決定邀她共進下午茶，除了更進一步了解她的經歷與感受之外，也想從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探討原住民族文化中的「兩性」與「人際」關係：隨扈在她的文化脈絡中，不只是朋友，也是親如家人的兄弟，在這樣的人際關係背景之下，她與隨扈進行了數個月的Line 對話，如果不了解文化脈絡片面解讀其中的對話內容，再加上「有意的」拼接，就會形構出一場驚世駭俗的「不倫戀」。

作為群體的一部份，個人所遭遇的從來都不會只是個人的遭遇！台灣是多元族群的社會，需要對不同族群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因為「了解」能帶來更多的「包容」與「社會創造力」，也能改變不求深入了解、一面倒的輿論審判與僵化的集體價值觀。人類社會的進步在科技文明的進化下，更需要揉合不同文化的深度與廣度，如同科技是人類共同的資產，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也應被視為人類共同的無形資產。在這個前提下，或許Kolas 事件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省思。

*以下的對話中S是筆者，K則是受訪者。


或許我無法決定別人要用什麼眼光看我，但我可以選擇活著的態度。我認為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是一名穿越艱難困境與挑戰的「倖存者」！

「倖存者」從過往汲取經驗與教訓，最重要的是他尊重生命本身，所以，我選擇當一名「倖存者」，清靜地迎向每一天，清明的心對我而言珍貴無比

S：經歷過輿論風暴的事件，妳說自己是「倖存者」，請問為什麼使用「倖存者」一詞？

K：去年六月底事情發生之後我開始思考：「一個人活著，用雙腳站立的依據是什麼」？我當主播的時候，把事情做好，得到觀眾的肯定，那是我的立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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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政治人物之後，選民喜歡我、長官信任我的能力，這些外界認同的眼光也是我的立足點。然而一篇週刊的不實報導，讓這些以肯定和讚美打造出來的「品牌」被打破，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竟然失去立場、無立足之地，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看待自己？

離開總統府發言人的職位後，我幾乎完全與外界隔絕。或許很難想像，但那段時間我帶著計步器，每天就在自己家大約8公尺長的戶外陽台來回走動，幾個月下來，我發現自己竟然在陽台上來回走了800多公里。

離職後，每天早上醒來，漫長的一天就在眼前展開，不再需要忙著趕上班，我問自己這一切究竟怎麼回事？有人說我與競選期間的隨扈發生不倫戀，我有嗎？老實講，當時所有的輿論都這麼指控我，不要說不認識的網路大眾，即使是我的親友也都半信半疑，在這種狀態下，有時候，我甚至自己都懷疑起自己，難道我真的做了什麼⋯⋯？！

沉寂了幾個月之後，我慢慢地走了出來，這時有位師長提醒我：「遇到困境時記得要展現韌性、活出真正的自己」。這句話點醒了我，於是我重新投入閱讀和寫作，同時也恢復在Facebook的粉絲頁上發表貼文，沒想到獲得許多人的正面回應。或許我無法決定別人要用什麼眼光看我，但我可以選擇活著的態度。我認為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是一名穿越艱難困境與挑戰的「倖存者」！

雖然選擇了以自身為立足點而活著的態度迎向每一天，但是，這段時間我也曾哭過——因為憤怒所以哭泣。剛開始那幾天並沒有太多的情緒，我想是驚嚇大於傷心，我不敢相信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沒有做的事竟然會被寫成這樣，這一切好像一場惡夢，完全不知道自己該有哪些反應？有時突然想念起父親，想起如果他還在會怎麼想？這時眼淚就會停不下來。

還有一次哭泣是：由於我並沒有保留當時和隨扈之間的Line 對話，原因是當時每天跑選舉，事情太多。隨扈因長達五年的重度失眠，到了晚上吃了抗焦慮助眠的藥，但是也因為服用重度助眠藥物而產生夢遊的副作用，這時他就會大量給我傳訊息，我通常是安撫、回應他幾句，不過，這些和工作無關的對話我都會隨手刪除，因為不想讓這些無謂訊息影響到工作。所以，當我看到週刊的文章時，覺得不可思議，我有這樣和隨扈討論要一起生小孩甚至租屋同住嗎？後來直到我的律師從法院拿到一百多頁完整的Line工作對話記錄，我詳細看完後，怒不可抑，那些對話就像酒醉人的滔滔不絕，拿來與媒體馬賽克過的對話比對，再還原完整對話，其中並沒有任何曖昧。記得那時候我媽媽和阿姨在我家，我從自己的房間走出來，拿著對照表，本來是滿腹怒火，沒想到才一開口想把所有的控訴一股腦發洩，卻無法控制地情緒潰堤。我憤怒地哭著說：「妳們看，他們竟然這樣編造。」接著我無法說任何話，就只是哭泣。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總是有那種片刻， 因為仇恨與憤怒而哭泣，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憤怒才逐漸消退，

S：為什麼妳會想要寫作？

K：之前出版了一本懷念父親的書《愛是一條線》，寫書的經驗對我來說很美好也很療癒。當我決定活出生命的「韌性」時，第一個想法就是閱讀和寫作。後來接到你們的專欄撰寫邀約，我有一種被「empower」的感覺，這種被賦能的感受給我極大的動力，我又重新可以閱讀、思考及探索。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我覺得完整，同時對於「不確定」的恐懼與疑慮的忍受度也增強了，相較於過往，我發現自己越來越能接受事情是「不可預期」的，這種能力很重要。

我所面對的是接下來上訴官司的不確定性，還有，未來的人生方向也是未知的，心裏有許多反反覆覆的念頭，這時我發現自己被恐懼佔領，心思無法清明，思想也是封閉與狹隘的，在這種情況下，可說是完全失去自我，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但是我認為「倖存者」是從過往汲取經驗與教訓，最重要的是他尊重生命本身，所以，我選擇當一名「倖存者」，清靜地迎向每一天，清明的心對我而言珍貴無比！


失去真相的媒體操作一旦達到目的，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與人權都蒙受其害，攻擊者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為他/她所造成的傷害付出代價。

S：妳在文章中提到：2024年妳｢被迫參與選舉」，政治對手針對妳的造謠抺黑對大選的選情有哪些影響？

K：從某個角度來看，政黨就是選舉的機器，政治的活動就是為了勝選、取得政權，因此，在總統大選期間，政治對手打擊民進黨的現任總統以及下任總統是最直接有效的做法。除了針對候選人本人之外，攻擊候選人身邊的幕僚，也是CP值最高的手段，這是根本的動機。我曾經想，如果我不是「總統府發言人」，那麼我究竟是怎樣的人（女人），對這個世界而言，一點都不重要。

週刊爆料是在2023年6月底，也是2024總統大選開跑的時間點（三黨候選人紛紛在四月底、五月初宣布總統候選人）。政治對手以我為攻擊對象，實則目標是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當時我被視為賴清德總統候選人的「子弟兵」，因此在那段時間內，對手利用這個事件進行不少媒體的操作，許多記者及政治名嘴也以此質疑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所以我說，我被迫參加了2024的選舉。

由於考慮到民進黨的選情所以我選擇辭職，也沒有接受任何媒體訪問，正因為如此，我失去在第一時間為自己說明真相與辯護的機會。如今想來，這是錯誤的決定，我很後悔，因為不說話的代價就是連續數月，網路世界以及影音媒體針對這個事件，舖天蓋地的對我進行各種情色劇情的編織、嘲笑與漫駡。這就是我在專欄文章中所提到的「馬戲團」或是現代的「羅馬競技場」。

S：的確，腥羶色事件是「新聞製造者」最需要的題材，因為它直接刺激人類較低層次的慾望與偷窺心理。表面上看起來，這是一椿總統府幕僚涉及的不倫戀，女主角又是貌美、單身的原住民女性，這些元素都是新聞操作的最佳素材。

K：是的，看起來好像被攻擊的人受到傷害，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了解，會發現其實這對所有的人都不利，因為藉由操作腥羶色的新聞來打擊政治對手，絕對是民主社會最大的傷害與退步。或許對政黨而言獲取選票是最大目標，因此不擇手段運用媒體來打擊對手；殊不知，失去真相的媒體操作一旦達到目的，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與人權都蒙受其害，攻擊者也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為他/她所造成的傷害付出代價。這也是我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來的主要原因，個人的名譽受損當然令人痛苦、難過，但更讓我感到憂心的是利用編造的桃色事件對政治人物進行攻擊，這幾乎已經是台灣選舉的風氣，這類新聞一旦披露，網路世界瞬間為之嗜血般的狂熱，有圖、有文，當事人百口莫辯。反觀有些政治人物，真的在操守上出現問題，卻可以降低討論文章的觸及率，從而讓媒體失去興趣（媒體喜歡跟著觸及率做報導）。

我要說的是：政治競爭應該是理念、執行力、政黨協調等等運作能力的競逐，然而，這些年來，影響台灣選舉的是「網路討論度」，因此，操作聳動的議題、對個人名譽進行各種攻擊，以演算方式製造觸及率，這時候「真相」完全不重要。

S：妳的意思是，這種選舉生態有如被告知要參加一場籃球賽，但是球賽進行到一半，籃球賽莫名其妙被改變成「躲避球賽」；只要一被各種真假莫辨的輿論髒水給擊中，就得離開比賽場？

K：妳這個比喻有趣，在籃球賽上玩起躲避球賽的規則，而且無人發現它的荒謬性：被違規亂打到重傷，還得活該出場，這真的是荒謬得可笑，但卻令人笑不出來。台灣數十年的民主進展，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有意參與政壇運作的人原本可能都懷抱理想，但在這種風氣下，逐漸變得「媚俗」，在關鍵的时刻，甚至不敢面對衝突、害怕向社會大眾堅持原本所認同的價值與理想，我認為這是民主社會最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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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精神是「人民作主」，人民作主的關鍵，就是「真實資訊」;基於真實的資訊，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選出心中理想的人選。

如果連資訊都被操控，而且可以任意以言論自由包裝誹謗的動機以抹黑政敵，人民要基於什麼資訊選出對的人、做對的決定？我們充其量只能成為被操弄的奴隸而已。

S：關於言論自由與輿論操作，就妳的親身遭遇，媒體的報導引起的網路言論攻擊，對妳造成什麼樣的心理影響？如何杜絕這樣的事件，防止再有下一個受害者？民主社會的台灣該建立什麼樣的制度或公民素養，才能停止言論自由的濫用？

K：媒體的失能，或被有心人武器化，是民主的倒退，甚至對某些個人來說，將是永遠的創傷。事發之後，我的很多女性朋友，擔心我會尋死（因為對她們來說，女人被講成這樣已經無法在社會生存，因羞愧而想尋死是很合理的）。在我個人的事件中，他們也企圖對我進行「人格謀殺」，讓我社會性死亡。惡質的媒體是可以做到這一點，在我的身上可見一斑。

我認為民眾必須能夠識別，現在的「新聞」大部分已經不是「新聞」。但許多民眾沒有識別力。以為「電視播了」、「網路上看到的」就等於是「真相」。我們在媒體識讀的議題上，從來沒能提出具體、有幫助的策略。對我來說，這件事不只攸關我個人，也是整體台灣民主發展的危機。民主的精神是「人民作主」，它的關鍵就是「真實資訊」; 基於真實的資訊，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選出心中理想的人選。但現在如果連資訊都被操控，而且可以任意以言論自由包裝誹謗的動機以抹黑政敵，人民要基於什麼資訊選出對的人、做對的決定？我們充其量只能成為被操弄的奴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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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kaka （如兄弟姐妹一般）

S：妳提到和隨扈之間的關係是因為之前就認識他的母親，因此你們除了是：「長官與部屬、也像姐弟、也像朋友」。「原住民的兩性笑話」在某種層面而言，對於台灣「主流」社會是很大的文化衝擊，這也是一般人對原住民文化的「刻板印象」。美國人類學者馬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認為「性別的性格特徵乃是文化建構的，而非完全生物性的與生俱來」。我認為，不論是兩性關係或是其它的人際關係，文化建構的視角在這個事件中必需被討論。

K：妳提到「兩性關係是由文化建構而成」，這讓我想起，我花了好多時間跟律師解釋為什麼我和隨扈之間的對話會有玩笑，還有為什麼有些時候我認為他是在酒醉或用藥後大量傳訊息給我，我選擇以簡訊「應付、安撫」對方，而不是嚴厲的拒絕與斥責。因為大多時候，宿醉之後，又是一條好漢，隔天繼續認真上班，大家都沒事，這是我們（原住民族）從小到大的生活經驗。就像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隨扈的母親是長年支持民進黨的一位牧師，我很早就認識她。這位牧師的兩個兒子都在花蓮當警官，當時也是他們兄弟兩個輪班當我的隨扈。這兩名隨扈與我的關係就是我們阿美族語的：Salikaka （如兄弟姐妹一般）。再加上選舉期間，那是無日無夜的團隊工作。我們團隊中有女性也有男性（包括隨扈），那真的就像兄弟姐妹與家人一般的親近。所以，無論是從族人或是團隊情誼，這名隨扈就是我的兄弟和團隊夥伴。

另外，隨扈因為工作及婚姻關係的壓力，長時間需要吃藥幫助穩定情緒和睡眠，而這類藥物服用之後，容易產生夢遊並伴隨著與現實脫序的行為（比如說不斷找人聊天），這是藥物造成的無意識病理反應，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他會傳大量的訊息給我，其中有時脫序表達愛慕之情，但更多是講述他的困擾與煩惱。我知道一般人的反應會是斥責甚至是要求換隨扈，但他對我而言有如兄弟家人，你不可能因為家人生病了，而去斥責他或是要求換兄弟。有時候，這名隨扈隔天來上班時，也會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他覺得自己的行為被藥物影響真是不應該，反而是我會告訴他「沒事的」，『過了就算了』，因為我認為畢竟不是惡意。

S：請問在爆料文章中所提到的「Lucy」，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
K：那是隨扈到了晚上，吃過醫生開給他的藥之後，想要找我聊，聊著聊著就又脫序表達他對我的愛慕，通常我都是簡單回他兩句。Lucy 是他想像中如果我們兩個能在一起，生出來的小孩會很優秀，就像那部法國電影中的Lucy一樣。我並沒有和他計劃要生小孩，也沒有在算生理期。對話中有提到我的生理期，那是白天的時候，他聽到我和女助理的對話內容，競選期間我們是一個十分緊密的團隊，聽到這些對話並不意外。

S：所以真相是妳的隨扈對妳心生愛慕，再加上他服用抗焦慮、助眠的藥之後，就會傳大量的訊息給妳。你們的Line對話被拼接成兩人有不倫的事實。這些妳都有向法官解釋嗎？

K：有的，我是委託律師出庭，律師都有解釋，隨扈也提出他的就診醫療記錄，但法官完全不採信。

S：妳這不是走進「惡魔的證明」的困局中嗎？所謂惡魔的證明 （拉丁語：probatio diabolica），是指法律所要求的、但實際上卻無法完成的證明。在這個事件中，妳對待同族弟兄的態度被解讀為「曖昧」，接著又被編織出「同居」、「計劃生子」等等劇情，要如何證明沒有此事還真是困難，因為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妳和隨扈二人，而編織劇情的人，即使明知道這是在進行拼貼與編造，但也都會在「他們之間都有這種對話，難道會沒有進一步的戀情？」的想像之下讓爆料文字「順理成章」，而法官不採信妳及隨扈提出來的證據或說明，也有可能受到這種認知心態影響。

K：我知道這種社會既定的價值判斷影響很大，甚至社會大眾還會想：「你身為一名政治人物，就該比別人更了解群眾心態，不應該犯這種錯。」也就是說，我必須要更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與道德觀才可以。如果是因為這樣（身為公眾人物不符合「主流社會」的期待），我必需接受這樣的「懲罰」，那我也只能接受。但我想說的是：雖然我是公眾人物，但我也是一名原住民女性。

S：遇到被表達愛慕但又無法接受時，一般人的反應會是拒絕之後再曉以大義（比如說告訴他要忠於婚姻、要小愛變大愛之類的）這才符合社會大眾的道德觀，這也是以漢人為主體的文化觀念，是什麼原因讓妳「不拒絕」這名隨扈的示愛？

K：其實我「沒有接受」隨扈的表白，這個他是知道的。事情發生後他十分難過並且自責，他覺得是因為他藥物反應的緣故，給我帶來這麼大的傷害。雖然我們在選舉過後就甚少連絡，但是他透過共同認識的人，向我表達他的歉意。我要強調的是，他做為一名隨扈是十分稱職的，他並沒有任何越矩的行為。我知道他有情緒壓力的困擾，再加上服用藥物產生的副作用，因此沒有指責他或是叫他不要再傳那樣的訊息給我。因為我知道他生病了，並非他所願。但不論我如何對外解釋或說明，都很容易被解讀為「為自己開脫」的理由。

S：在阿美族的文化中，男子的養成除了要成為能上山下海、保衛家園的勇士之外，「取悅並服務女性」也是文化中的一環，部落中的兩性互動充滿了風趣與幽默。我記得有一次參加海岸阿美族的一場部落豐年祭，聽到一名女性對著向她表達愛意的男人說：「怎麼辦呢？我都有老公了，但你又那麼愛我？怎麼辦呢？」這就是拒絕了，我覺得這是「美麗的拒絕」。台灣以漢文化為主的社會觀，很難想像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差異，因此，常會出現在豐年祭時，地方政府官員或是遊客，在不應該開玩笑的時候開玩笑，或是在某些時候開不起玩笑。總之，你所遭遇到的指控與輿論攻擊，不能排除「文化差異」是構成的因素之一，甚至也影響了法官的判斷。

K：從小我就跟著長輩不斷地「回部落」。因此，阿美族文化於我而言，是滋養我成長很重要的部份。但我又在都市成長、受過教育，對於主流社會又能完全融入。我好像養成一種自動切換不同模式的能力而不自知。

S：或許妳可以自動切換，但我認為妳的根本文化認同還是阿美族，而妳對公共事務的熱忱，應該是來自對這片土地和人的認同。或許，台灣內部的族群議題、媒體亂象，能因為妳的親身經歷而開始有所反思。

K：這是我衷心期盼的。我希望自己的遭遇不會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希望在一面倒的指控他人之前，台灣的社會能夠以「了解」作為前提。

S：隨扈的妻子向花蓮地方法院告妳「侵害配偶權」並且求償一百萬，今年3 月19日，花蓮地方法院做出判決，法官判定妳「情節重大」有侵害配偶權，並判賠新台幣75萬。另外，去年國民黨立委游毓蘭以鏡週刊的文章作為依據，告發妳對隨扈「權勢性交」，此案由花蓮地檢署受理。花檢調查偵辦後，在今年4月15日判決「不起訴」，並且認定「無明確證據足資證明被告（Kolas）與李世勳（隨扈）間曾發生性關係」。 妳怎麼看這兩個完全相反的判決？花蓮地檢署的不起訴判決對於未來妳「侵害配偶權」的民事賠償上訴會有什麼影響？
K：這不是審判，這是輪暴。整起事件，已經不再以法論法，也不看證據，而是把價值、道德、政治炒成一鍋名叫「公道」的菜，我吃起來難吃，別人吃起來倒津津有味，痛快地逼著我吞下，一口接一口。我對司法失去信心，但針對已經打到一半的官司本身，我會告好告滿並上訴到最後。這整起事件，影響我、我的家人、我的族人甚鉅，我的官司，是為我身邊的親人與支持者而打，我當然不會放棄，會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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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Kolas 的下午茶後記：
一個文化人類學者的看見

那天和Kolas的下午茶，將近結束時我問她：

會不會後悔參與公共事務與政治——尤其是參與2022年花蓮縣長選舉？

她回答：「當然不會後悔參與政治，公共事務影響我們這一代，也影響下一代。沈默只會把霸凌者養得更大，我們當然不能放棄。」

「我更不後悔參選2022年的花蓮縣長選舉，雖然因此遭到非人能忍受的誣蔑。我不知道花蓮哪一天會改變，但我看見越來越多下一代的花蓮人想要改變。我有信心，改變一定會發生，而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見。」

在撰寫與Kolas的下午茶這篇文章時，筆者特別請教了阿美族的友人關於族語中「Salikaka（兄弟姐妹）」的意涵。朋友回答我：「這個辭彙有兩個意涵；它可以是『客氣的指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可以是『必需尊重對方有如你的血親手足一般，得真的對待他如同親兄弟一樣』。」

​Kolas說這個隨扈和他的弟弟兩人是Salikaka，她真心認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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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許麗玲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宗教人類學碩士、宗教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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