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姚文智
從政治到文化，姚文智的臺灣100 

採訪 ｜ 許麗玲、黃智卿
撰文 ｜ 許麗玲


「我思考的是臺灣的內容，總結一句話，那就是『以臺灣主體的內容來打進商業市場、打進主流市場，而不一定是商業考量打進主流市場』。什麼是商業考量？比如說，同樣拍攝白色恐怖時代的故事，《返校》走的是容易吸引票房的恐怖片路線，這類電影很多人在拍，或是愛情片也是容易獲利的，商業考量路線的電影一定有人會去製作，但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想要拍的電影早就已經有一個主題在那裡。就是希望說出臺灣自己的故事，讓下一代能透過電影瞭解我們所走過的時代。」——姚文智


姚文智在2018年代表民進黨參選台北市長敗選後，宣佈退出政壇，隨即在2019年成立「湠臺灣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四年後推出第一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片子上映蟬聯10週國片票房冠軍，並且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從政治人到電影人，姚文智的人生看似充滿變化，其實有其堅持與獨特的眼光。訪談中，他深談投入電影製作的原由：臺灣需要國家認同的文化建構，電影正是這些故事敘述的最佳載體。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族群多元再加上經歷威權統治後身分認同的混淆，每到選舉前就是藍綠對立的局面，全民進入選邊站的情緒張力中，現又遇到中國共產政權向外擴張的野心，亟需凝聚更多的認同力量。

他的理想，是透過電影講述臺灣100年的故事，他知道電影不能只是商業邏輯，更重要的是文化或共同意識的內容載體，透過電影讓臺灣的故事被更多的人了解，臺灣主體意識及文化建構也能開始生根茁壯。

姚說，臺灣國家認同的模糊無力，正是目前遇到中共認知作戰攻擊時最脆弱與無力之處，而推動臺灣百年故事電影，希望能讓更多的臺灣人重視自己的過往，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他的用心與堅持除了表現於拍攝電影的行動上，也在他不願其煩地接受一場又一場的演講與媒體訪問。無論從政或製作電影，永遠忠實於他所看見的臺灣——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政治到電影

為什麼離開政壇轉身投入電影業？姚文智說：「影視產業是臺灣這個國家重要且迫切需要的。影視業除了是商業行為之外，它也是臺灣主體文化建構、身分認同和價值觀的傳遞。它是一種凝聚，尤其是電影，它承載著文化內容與思想認同。當我們回頭看，臺灣經歷了從1949年到1987年長達38年的戒嚴，造成人人心裡都有小警總，對於主體性的掌握還待建構，國家認同也呈現各種擺盪。」

臺灣電影業正是因為解嚴後才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成長，姚文智指出：「90年代以後，臺灣有『新電影運動』，當時我們開始擁有創作自由，但是沒經過幾年，影視創作者與從業人員很快就被中國市場所吸納，大部份的人都往那裡發展，因為臺灣市場很難突破。」他提到臺灣影視業環境的艱難：「雖然臺灣有言論自由及創作自由，但是影視業其實是一個資本密集但市場風險非常高的的行業，投資者往往被現實的獲利機制牽引，甚少有基於大方向及長遠目標的投資。因此，這些年來，臺灣影視業，這麼重要的文化工業，就被中國市場牽著鼻子走。臺灣市場所呈現的就是空洞化、微型、微小化；或者說小品化。小而美固然好，但是小而美除了能有效控制成本，獲利較有保障之外，通常都沒有辦法處理整個政治及社會的重大議題。」他再度強調：「影視除了娛樂或商業考量之外，對整個社會而言，它還可能具有整合、建構文化與價值內容的重要任務。但是臺灣，要講述臺灣歷史的故事，經常困難重重。」

「從1989年的《悲情城市》，到現在為止，處理時代議題的臺灣電影竟然是鳳毛麟角，影片的數量用一隻手就數完了，這是臺灣非常大的危機啊！」姚文智多年前就看到這樣的危機，原本想從政壇造成影響力去改變影視業生態，但在參選市長失利後，他毅然投入電影製作，以實際的行動盼引起社會共鳴。

「臺灣正處在眾多危機中，曹興誠捐一億美金提醒眾人備戰的重要性。我認為，影視產業一樣也面臨很重要的危機，過去威權政府強力控制這個產業，但今天我們已擁有創作的自由，卻沒有辦法自由地去形塑、建構屬於臺灣共有的文化與歷史認同，我認為這是極端的浪費與危機。」​

提到目前中共對臺灣所進行的「認知作戰」，許多有識之士為此挺身而出帶動輿論，希望能夠扭轉是非。姚文智說：「國防軍事備戰或是針對認知戰的備戰，這比較像是急診室的作為，但是長期看來，尤其是認知作戰，面對無需任何事實依據就能造謠的敵人，如果只能忙於闢謠，勢必會進入消耗戰，被敵方拖住。而我想做的是帶動講自己故事的影視創作，那比較接近『體質調整』，只要體質調整好，自然對假訊息具有免疫力。如果能讓更多的人對這塊土地過去所發生的事有更多的了解，從而產生基本的價值認同，就會有主體的思考與辨識能力，也能擁有基本的媒體識讀能力。換言之，只要能穩住臺灣中心價值，假訊息發揮的作用就會受到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