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孫大川
文字、符號與符碼的力量:台灣原住民給世界的禮物
採訪撰文 | 許麗玲
前言
美國國家科學院士,被喻為是「現代達爾文」的賈德.戴蒙(Jared M.Diamond),在他1997年所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到: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就此展開殖民美洲,印歐語系也因而向世界擴張。在1492年之前,幾千年來,南島語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廣的語言,它東起南美復活節島,西至非洲馬達加斯加,縱橫二萬六千多公里,而它的源頭都指向台灣的原住民。
2000年2月,戴蒙在世界權威學術期刊、英國的《Nature》科學期刊又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就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戴蒙綜合了從1990年以來,有關南島語族(Austronesian)起源的諸多論點,分別從語言學、考古學和航海技術上的證據,支持「台灣原鄉論」(Out of Taiwan Hypothesis)的主張,並認為台灣保存了「古老的南島語言」(proto-Austronesian),他認為這就是台灣給世界的禮物。
現任總統府資政的孫大川先生,他是來自台東卑南族的原住民。孫大川在李登輝總統時代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擔任政務副主委,又在馬英九及蔡英文兩位總統任內,先後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監察院副院長。數十年來,他以一名原住民的身分,在政治場域參與並見證了台灣社會對「原住民」這個議題的認知以及政策上的轉變。
從2014年開始,孫大川針對戴蒙「台灣給世界的禮物就是南島語族」的論點,他以「台灣給世界的禮物:一個原住民觀點」為題,透過多場講座,提出他獨特的觀點。
孫大川認為,台灣在1949年之後,執政者是以中國大陸作為主體的文化思維,在很長的時間裡,「台灣原鄉論,除了學術界少數人和若干原住民運動領袖之外,幾乎乏人問津,既不被主流社會關心,更談不上可以做為台灣認同及歷史意識反省的有機部分。」這種狀態直到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才出現轉折。從1970年代開始,「黨外」運動所提出的「政治本土化」訴求自此也有了「權力的具體血肉」。陳水扁先是在台北市長任內,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成「凱達格蘭大道」,接著在當選總統後,則邀請原住民歌手參與國家慶典、設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台菜上桌、成立客家委員會、籌設國家台灣文學館、支持幾所名校陸續開辦「台灣文學研究所」、整理彙編出版大部頭的台灣文獻資料等等。轉眼間,「原住民」、「福爾摩沙」、「台語」、「愛台灣」等語言符號交替運用,成為風潮。
孫大川在他的演講中還指出:「近二十年來台灣身分認同的政治,特別在年輕人身上,有了根本的變化。從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到陳耀昌的《傀儡花》、《島嶼 DNA》,『台灣原鄉論』不再是人類學範疇內的命題,而是台灣認同的高速公路。長期被污名化稱為『番』的原住民,突然變成了寶貴的『禮物』,不但如戴蒙所說的,為世界保存了古南島語言文化的古老形式,還可以即時充填台灣漢族在國族認同上的空洞主體。」
然而,他認為台灣從二戰後,島上不同時代的移民加上原居於此的南島語族,不同的族群在此融合,但也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否定,最弔詭的是就連國家名字的正當性也都充滿爭議。「國際的環境、兩岸的現實和島嶼內部的紛擾,使台灣人民長期活在不知自己是誰,以及族群、世代間矛盾對立的認同焦慮中。」對於這樣的處境,孫大川問:「這麼一來,台灣的存在還可以成為一個禮物嗎?一個彼此嫌棄的社會,拿什麼來貢獻給這個世界?戴蒙的讚許只能放在人類學的框框裡自我陶醉嗎?」
不禁讓人想探詢,孫大川以一個原住民身分參與、見證台灣數十年來的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他眼中的台灣與世界,和一般人所見有什麼不同?
多年來,無論是在學院從事研究工作與教學,或是擔任政府內閣成員,他都持續推動原住民的文字創作,數十年如一日。1993年,他從比利時留學返台後,就鼓吹原住民「介入」台灣的書寫世界,積極主張由原住民自己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創作並積累屬於自己的民族文獻。
孫大川努力推動的原住民文學創作,造就了不少知名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讓原本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利用中文的方塊字與單音節的文字工具,傳遞多音節的南島語族心聲,也為台灣文壇帶來極大的影響。除了推動文學創作以及自己本身的散文創作之外,孫大川也喜好書法及毛筆畫創作,在原住民的眼中,中文的文字、符號與符碼又具有什麼樣不同的意象?
孫大川所提倡的:以原住民為本體的文學創作以及他那風趣、自成一格的書畫,究竟透過書寫,身為一位台灣原住民,孫大川想要提供給世界什麼樣的「禮物」?
法國社會學大師馬歇爾.牟斯(Marcel Mauss)於1925年在他的《禮物——傳統社會的交換形式及其功能》(The 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一書中,分析斯堪地那維亞、北美洲西部和美拉尼西亞等地的人類學資料,提出關於「禮物」與「饋贈行為」的學術理論,為後世社會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帶來巨大的影響。牟斯認為,人類送禮的過程中包含三項義務(obligation):首先是送禮/給予,然後是收禮/接受,最後是收禮者要以同一物品或同等價值的物品回贈給予者(回禮)。看似功利的「饋贈」行為,在部落民族美拉尼西亞人的眼中,「禮物」本身是具有「靈力」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流動也是如此。禮物是一種靈魂層次的創造:我給出的雖然是有形的禮物,但它同時也是我的靈魂,我給出的是自己,我把我的靈魂都給了出來。
禮物之靈最終會回到他生命初始的地方,人與人的關係與靈魂因此不斷的交換、循環。
從二十世紀初至今,文明社會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躍升,航空器及網路縮短了時、空距離,但人心的孤立、無助以及人性在恐懼中的無奈、冷默和暴力卻是前所未有的擴大。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懸崖前,我們不得不質疑:「人類能否從『人的立場』找到出路?」或許,我們要從美拉尼西亞人的觀點來認識「台灣原住民給予這個世界的禮物」,這樣的禮物應該也是「靈魂層次」的!從靈魂深處給出的「禮物」有它自己的靈魂,這個「禮物之靈」或能喚醒每個人內在沉睡已久、與存在共在的靈魂,唯有如此,人類才能找到生命共同的出路。
他來自山、海
「文化歷史對我而言,不是學術問題,是生存的問題、民族延續的問題。」
「我真的相信,除非我們像原住民一樣勇於遺忘,否則我們永遠無法交會,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相信嗎?原住民有一天會是台灣歷史的母親!」
1953年,孫大川出生於這個只有不到七十戶人家的小村落:位於台東知名的茄苳樹綠色隧道北端的「下賓朗」(Pinaski)部落。童年的部落生活是人與人、人與大自然密不可分的。在他的〈賀伯吹來的教導〉一文中,孫大川如此描述童年記憶中的颱風:「最令我沉迷者,乃是風雨過後,部落集體合力復建的動人場面。架橋、修路、清理水溝⋯⋯。」小時候的孫大川最喜歡看的是:「部落的長輩聚集在一起,一邊勞動、一邊說笑的情景,一時間部落彷彿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存在,充滿內在的生命交流。」
問孫大川他從年輕時北上求學、工作,長時間居住在台北,會不會想要回到原鄉?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不會!因為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無論是在心理上或是實際生活,他都不認為自己離開過原鄉。
孫大川自己說,他受到母親的影響最深,高壽一百零七歲辭世的母親可說是卑南族傳統女性的典範。他的母親出生前就失去父親,13歲時又失去自己的母親,因此只讀了4年日本人設立的「番人公小學」就中途輟學,參與田間的農務、操持家計。民國40年代末期,天主教傳入村子裡,當時身為部落領袖的姨公公決定讓全村親族皈依天主教,孫大川的母親起初並不同意這件事,她覺得這會破壞傳統。但是姨公公認為,如果族人能夠信仰天主教,可以加速部落與現代社會的銜接;他認為天主教會相當尊重族人的風俗習慣。母親因而順從了,姨公公對她說:「既有承諾,便不可以有二心。」
孫大川的母親終其一生都信守這個承諾,在一篇文章中,孫大川提到母親的堅定信仰:「每天保持餐前、睡前祈禱的習慣,多年來不曾間斷地早上四、五點起床讀聖經、唸玫瑰經。我不知道她對天主教教義有多深的了解,我知道一個人信守承諾、一往無悔,本身即已接近宗教的神聖世界。當我不在她身邊時,清楚地知道每天有她為我祈禱,那種臨在的感覺是母親給我的最深感受。」
孫大川也提及母親如何看待台灣社會中不同的族群:「民國52年,大學剛畢業的大姊嫁給外省籍的姊夫,雖曾引起家庭革命,場面卻毫不壯烈。這之後,除了哥哥和小姊姊,我們家裡婚姻的組合可說是大雜燴。有河南人、江西人,也有浙江人;而我自己也娶了一位閩南太太。母親常說,也許這就是台灣的未來。」
孫大川的母親視外族的女婿和媳婦如同自己的子女,他也受到母親的影響,從不以族群來作區分。孫大川說:「我深深相信,以省籍或地域觀念為基礎的台灣本土化運動,從原住民的觀點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以歷史仇恨的清算為出發點的權力重組,只有加深這塊土地上的罪惡。」
關於省籍議題,孫大川在文章裡,從母親的觀點看台灣社會:「對台灣七十年代以後政治、社會變化與衝突的複雜背景,母親當然不甚了了。有一回我問她對外省人、閩南人、日本人做何評價,她的回答讓我思索良久。她說:『日本人是可敬畏的,守法且有榮譽感,常能裡外一致。我雖厭惡他們的嚴苛,卻肯定他們對部落所做出的貢獻。感覺上閩南人是較自私的、現實的,我們常吃他們的虧。至於外省人,似乎較具善意,四十年來台灣不是進步許多嗎?我不大明白他們吵什麼,他們不都是中國人嗎?』母親的歷史,是我把握卑南族歷史的主要憑藉;她生命中的憂傷,其實也是卑南族的憂傷。每次看到她老人家寧靜、安詳的臉龐,便彷彿看到卑南族最後一道晚霞。而她生命中對大環境的那些小小回應,常常幫助我看清時代的迷幻。我真的相信,除非我們像原住民一樣勇於遺忘,否則我們永遠無法交會,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相信嗎?原住民有一天會是台灣歷史的母親!」
從原住民的角度看台灣數百年的歷史,這座島嶼先後進來不同的移民潮,因為政黨政治的選舉操作,台灣社會被粗糙地區分成藍、綠兩種意識形態,孫大川認為,所有的人要能「像原住民一樣勇於遺忘」,忘記(放下)過去種種,才能真的有所交集,也才能共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