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 王俊傑
以當代藝術,帶領台灣往世界邁進
採訪撰文 | 熊妤、黃智卿
「臺北市立美術館」為全國第一座現當代美術館,在台灣當代藝術的領域裡,不僅具指標性,也始終帶領風潮。明年是北美館建館四十周年,而「當代」精神體現在北美館所帶來的藝術、展覽及活動上,不僅促進了社會大眾對藝術的認識,也豐富了藝術的內涵,並成為台灣面向世界的窗口之一。
北美館於1983年正式成立,美術館的籌備及成立初期,正是處於台灣社會民主自由風潮吹拂、積極爭取思想言論自由的年代。美術館剛成立時,曾發生過位於美術館廣場上的紅色藝術雕塑作品被市民投書,認為紅色雕塑有些像紅色五星旗的符號,因此被改漆成銀色。政治意識型態介入藝術創作的事件,當時曾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議論,甚至於龍應台的《野火集》裡也有一篇〈啊!紅色〉來探討此事件。 現在台灣歷經解嚴多年,早已是言論及思想自由的民主社會,各種藝術文化活動蓬勃發展,北美館屹立不搖,仍扮演著帶領台灣當代藝術的角色,而北美館館長當然是深具影響力的文化推手。現任的北美館館長王俊傑,本身為新媒體藝術家與策展人,曾任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主任,有著藝術家、學者、行政首長的三重身份。王俊傑由藝術家及學者,到成為一個公部門美術館館長,與歷任館長不同的是,他甫上任後就遭遇到世紀疫情的挑戰,但北美館在他的帶領下,即使在世紀疫情期間也未曾停下腳步,並持續為市民帶來了令人驚喜的展覽。北美館2021年5月所開展的「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藝術家探索生命與靈魂,並關注生與死之間的根本問題:「我們生命中究竟要追求什麼,又要去向何處?」當時政府剛宣布微解封,民眾在經歷了一整年的社交隔離以及死亡威脅後,展覽正好提供了一個反思及回視自身生命的契機,而展覽訊息以藝術家作品裡的紅色為主調,在社群媒體間被迅速分享,引起廣大回響與討論。展覽雖基於疫情考量仍限參觀名額,但透過網路,民眾仍可以線上看展,聆聽導覽。 |
本次專訪特別邀請藝術家熊妤,以創作者及閱聽者觀點,共同進行專訪報導,報導中,我們著重館長對當代藝術的思維與視野,以及普羅大眾對當代藝術的好奇,如何透過美術館進入藝術殿堂,除此之外,也談論了後疫情時代的當代藝術與社會、自身及世界的相對位置及關係。訪談中,館長沒有使用艱澀的藝術語彙,當我們提出究竟如何叩門於當代藝術並進入時,他直接回答道「多看、多看、多看。許多當代藝術家通過他們的作品探索、反映我們多元化、全球化的議題,提出對社會和制度結構的批評,也試圖重新定義藝術本身。」。這樣的回應,指出藝術與生活從來不是兩件事,現代藝術反而是最即時、最當下對生命思索的展現,如果願意進入,觀賞的門檻自然消失。當我們到北美館看展時,何妨暫時清空自己,不管懂或不懂,將自己浸潤於藝術家建構的世界,透過各種藝術創作帶來的感官體驗,與藝術家同步脈動,無論是議題辯證或生命反思,都能夠將它當作窗口,享受藝術所帶來的寬廣宇宙。
黃觀(以下簡稱「黃」):北美館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當時台北市第一次做了「台北雙年展」的時候,我們非常興奮,很期待它會帶來一些新的文化衝擊、讓我們看到國外新的概念,或台北市要展現給世界的這個部分。請問館長,您期許中的首都美術館是什麼樣子?您希望北美館呈現給世界什麼?你想要帶領北美館走向哪裡?
王:這是個蠻關鍵的議題。北美館在1983年開館時,是全台灣第一個公辦公營的現當代美術館,雖然在整個政府機構的層級裡面是比較低的,既不是中央,也不在最高層,可是在所謂當代藝術裡,北美館在台灣是很重要的領頭羊,具有影響力的地位,明年我們也將迎接開館40年。北美館也肩負引進國際性的展覽及國際交流,必須帶領台灣往世界邁進,不只是對進步的期許,也希望可以影響更多人對藝術的認識或喜好。在位階暫時無法提升的情況下,當然還是希望繼續保持領先的地位或具有影響力的地位。
尤其剛才提到的「台北雙年展」,北美館真正做國際性的雙年展是從1998年開始,像這樣的展覽對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影響是很巨大的。雙年展是兩年一次,當時所謂的當代藝術或比較前衛性的藝術,還不是那麼普遍,但我們常常鼓勵民眾透過當代藝術,認識當代的精神與意義。因為是兩年一次,我們把全世界當下有興趣討論的議題、一些好的藝術家作品帶進來,做國際性的交流,所以我覺得對於提升民眾在國際當代藝術的視野上,是有蠻大貢獻的。未來北美館新館空間,也包含新媒體藝術展演空間、教育與學習空間等,都期待能成為與市民生活連結更緊密的文化場域。
透過「研究」產生展覽:
有紮實的基礎,才能讓別人認識我們
黃:請進一步談談您作為北美館館長,帶領台灣面向國際、與國際接軌的看法。
王:以我們的政治處境來說,透過文化來接觸國際,是一個相對不敏感的方式,可是做法需要強化。國際化不是把人送出去,或是跟國際有關係就可以的,我認為第一步是「如何強化自己」,讓別人認識我們,而我們自己要有紮實的基礎,國際才會對我們產生興趣。像國家影視聽中心在《悲情城市》得獎33周年那天,舉辦了電影數位修復版的首映。在1989年之前,雖然台灣新電影非常火熱,但沒有一部電影是真正在國際三大影展得最佳影片,《悲情城市》是第一部。我們覺得自己很棒,但別人都不認識我們,到底怎麼將這個很棒讓別人知道?所以我們要先去確認我們自己的能量是什麼,然後再把這個東西帶出去。我蠻強調透過研究產生展覽。我覺得北美館要朝向一個專業的博物館,應該要以長期的研究規劃跟投入為方向,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
體制裡的侷限與跨越
但我覺得在台灣的整個機構裡,這部分以前是比較缺乏的,這跟採購法及政府的行政法令有關。譬如說,我很難今年就編3年以後的預算,我現在策劃一個東西在3年以後才會實現,因為預算是每年編列,我根本不知道明年的預算是否可以通過。雖然是有連續性預算,但回到現實,台灣對於文化專業的認定是有盲點的。只要首長更換,政策就可能會被改變,縱使編了連續性的預算,也不見得會被執行。而且不只是機構的首長,只要政府的首長更換了,下面的首長都可能會跟著換。但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用政黨來定義和歸類的,譬如說文化事業。因為文化是有一個長期需要被延續的政策,或者是說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才看得出成果,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一些困難。
技術不數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藝術怎麼連結這個時代?
熊妤(以下簡稱「熊」):我自己在藝術上是屬於比較傳統的,是純繪畫,而館長您有許多像是VR或者真實與虛擬融合的作品,從數位技術的開創性應用、多年來虛擬與真實創作形式的實驗與實踐,您否有某些一致的創作媒介?請和我們分享您的創作過程。
王:一般人在理解新媒體藝術的時候,常會誤以為「技術」是裡面的關鍵。當然,因為有了新的科技、新的技術,所以才引發藝術家想要朝新的領域去創作,但其實「技術」對於藝術家來說,它就是一個工具,跟你拿毛筆、拿油畫筆、拿水彩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只是可能它的工具從毛筆變成電腦,或者是從毛筆變成數位的軟體,只是不同時代裡面的媒介差別而已。所以對我來說,也有可能我是老態的想法,我認為技術其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而是,藝術怎麼去連結時代性。為什麼現在會有新媒體藝術這種東西跑出來,就是因為時代性造成了新的媒介的出現,藝術家對於這個媒介有興趣,所以就把它拿來作為創作。但藝術家要傳達的,還是透過那個工具去表現它對於時代的看法,而不在於那個工具本身。
因為電腦或者是技術會一直不斷的演進,再過50年、100年,可能比現在更厲害1萬倍,所以永遠會有最新的東西,可是,藝術所傳達出來的跟時代扣合的價值,其實是比較重要的。對我來說,技術是工具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去看一個科技藝術的作品,跟我們去看一幅畫,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還是必須回到創作本身的內涵,以及,它沒有辦法表現出當代性。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現在縱使是繪畫,也必須要傳達觀念,因為我們是當代人,當代人透過繪畫去表達對當代的感受,跟去用電腦做一個所謂數位藝術的作品,其實表達的是一樣的,只是取用的工具不同。
後疫情時代,藝術的可能性
熊:來到後疫情時代,藝術家要用什麼角度來重新思考或創作我們所處的世界?
王:疫情時代最重要就是有疫苗解藥,可是相對的,精神層面也很重要,當然就是文化藝術。過去長期以來,全球化政治影響一切,今天誰有更多錢,有更高的科技,就可以主宰全部的人。因為疫情,這種區域性被打破了,譬如說,再有錢,也不能旅行了。所以,這時候大家重新去思考,每一個人的個體跟他所在的位置的價值。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不同的藝術創作者重新去開展更多可能性。在以前,因為全球化,表面上看起來很民主,但其實是更加經濟集中、政治集中、權力集中。現簡單講,就是遊戲規則重新洗牌。當遊戲規則重新洗牌之後,說不定,美國再也不是全世界第一大強國,在這樣的亂世裡面,你只要有自己可以表現的能力,也有可能在這個環境裡會受到重視。我覺得,文化和藝術在這個時候,是精神糧食。精神糧食不是很實際的疫苗或解藥,反而是一種無形的東西,我們常常說無形的東西,反而可以撫慰人心。比如說我們今天心情很不好的時候,聽音樂,有可能就被撫慰了。所以我覺得,文化藝術在這個時候,有它的重要性,應該要去發揚,而不是更朝向功利實用的角度去進行。
熊:您對藝術家的作品在NFT上販售,看法是什麼?
王:其實是因為科技、經濟發展到現在,會產生一些新的可能性,但那些新的可能性到底是不是未來真正的主流,沒有人知道,因為還在進行中,也有可能泡沫化,至少在現在這個時間點,我很難去斷定。可是就我的看法,我們在談藝術的時候,還是有藝術本質裡應該要去追求的某種精神性,但這種「精神性」在NFT這種透過數位化產生的藝術理念,相比之下是較缺乏的,但是我們現在很難去斷定它的價值。到目前為止,大家在談論NFT時,還是從投資的角度來談,可是藝術不是只有投資。我們常說藝術無價,那既然無價,為什麼用投資的觀點?所以我覺得NFT還在發展中,它是現在這個時間點,其中一種被發展出來的藝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