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長之後
解讀黃珊珊:後疫情時代的首都行動領導
採訪 | 黃智卿、許麗玲
撰文 | 黃智卿
攝影 | 郭潔渝
撰文 | 黃智卿
攝影 | 郭潔渝
前言
「我到這𥚃追尋夢想,果真找到了!」 ——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誔生與衰亡》 開卷語 對都市研究與經濟思想有巨大貢獻的傳奇人物珍.雅各(Jane Jacobs),曾寫下這句話獻給紐約市,而這樣的句子,應該也適用於全世界的其他城市。 同樣帶著熱切「追尋夢想」的心,黃珊珊15歲時就獨自從台中北上就讀高中,並一路從北一女、台大法律系、律師高考,到26歲成為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起先,她的生涯規劃是成為法學院的學者,卻因為參與「法律服務」的義務工作,在其中感受到服務眾人的快樂,以及進入體制內改革的重要性,因而萌生了參政的決定,在29歲那一年初次參選時,黃珊珊就當選台北市內湖、南港區的市議員。從那一刻起,台北市少了一位律師,卻多了一位問政用心的市議員。 從1998年至今,黃珊珊連續當選6屆市議員,並在2019年接受柯文哲市長的邀請,擔任台北市的副市長。副市長上任不久就遇到「新冠疫情」的大挑戰,尤其在今年台灣疫情快速攀升的4、5月,諸多的應變措施,在在考驗著執政者的領導力、協調力與執行力。黃珊珊認為,她之所以能迅速面對所有問題,一一梳理並找出解決方法,歸功於律師的專業養成。 |
訪問過程中,黃珊珊的言談透著清晰、明快的氣息,也處處流露出女性特有的親和力、細緻以及實事求是的用心。從市議員到副市長,歷經24年投入台北市政的經驗,黃珊珊不僅對於解決各種市政問題以及整體協調充滿信心與幹勁,也對首都台北在台灣與國際社會能產生的影響力,有著遠見與抱負。
「成為體制內的改革者」、「為眾人之事而努力」,這兩大理想是黃珊珊從一名律師轉而從政的關鍵,也是影響著她獨特的問政態度與領導風格的內在價值。訪談中她一再強調:「不對立」,就能在體制內推動改變;「為眾人之事努力」,也讓她在思考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時,有了更寬廣、更長遠的視野與理想。而面對問題、實際了解問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是黃珊珊鮮明且獨具特色的「行動領導」,而她對於以文化作為首都品牌形象也有獨到的觀點與遠見。
台灣的社會氛圍是有秩序、溫和甚至是溫暖的,然而到了選舉時,就會普遍呈現熱情與激動的集體情感與情緒。再過幾個月,台北市即將出現一位新首長,在這個關鍵時刻,訪談副市長黃珊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樣的訪談讓讀者貼近了解首都城市運作的公務脈絡,更清楚台北市政是如何被推動的?在投入熱情推舉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之前,透過這篇文字報導,進一步了解究竟我們將要託付什麼樣的城市事務與權責給未來的首都市長?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來自軍人家庭的黃珊珊,兄姐大多從事公職,他們分屬不同政黨,但為國家人民謀福利的心完全一致。而有趣的是從她與自家二哥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即使各有堅持,但理念一致,最重要的是,他們之間是相互關愛的,這也是台灣社會的真相。出國時,在異國的海關看到拿著深綠色護照的台灣人,彼此都會交換著熟悉與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中帶著某種信任與了解,這也是民主社會最大的價值:不分貧富貴賤、不分政黨色彩,民主制度提供給每個社會成員安全與尊重。
來自「外省家庭」的黃珊珊,她讚嘆傳統市場的攤商是勤奮的台灣人,我也從這位每天精神奕奕推動市政的女性身上,看到另一種勤奮的台灣人的樣貌。我想,這也是台灣民主社會有成的原因:勤奮的人民在安定社會中樂於工作,並勇於挑戰。訪談過程中,黃珊珊因應攝影師要求而坐到辦公桌前、手拿公文拍照,當下竟真的細細審閱起公文來了。勤奮公務且絲毫不浪費時間,隨時能投入工作並樂在其中的樣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進黃珊珊的辦公室,除了隨處可見厚厚的公文檔,但令人眼睛一亮的,還有散置各處、大大小小、鮮綠色的卡通「抱抱龍」公仔,黃珊珊說,喜感十足的「抱抱龍」讓她在煩忙的公務中,可以放鬆心情,保持愉快與開心。每天行程滿滿的她,平時的抒壓方式是閱讀偵探小說、打電動和開車。即使已從政二十多年之久,言論中仍透露出活潑的性格,以及對一切充滿好奇、年輕的心。
在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誔生與衰亡》一書的譯者序文中,師大地理系吳鄭重教授提到珍.雅各的城市觀是:「身體空間、使用參與、街道生活和有機秩序的人性尺度」。身為女性的珍.雅各從女性的身體,意識到城市空間的存在,這樣的觀點影響了人們對紐約市及其它大城市的看法,從而擋下不少具有破壞力,以商業發展或工業經濟為強勢考量的城市規劃。黃珊珊對於台北街區特有的文化也相當重視,如:林森北路的條通文化、萬華超強包容力的地方文化,還有她對於市府同仁在疫情期間,工作負荷過重馬上有警覺,並且迅速加以改善,從而帶動更有效率的防疫工作,這些也都來自女性的細緻以及身體空間的思維。除了女性特質,再加上專業法學養成的理性思考,兩種特質的融合與協調,形成她獨特的領導風格。現在,就讓我們從十五歲的逐夢少女開始來解讀黃珊珊獨具特色的女性城市領導。
「成為體制內的改革者」、「為眾人之事而努力」,這兩大理想是黃珊珊從一名律師轉而從政的關鍵,也是影響著她獨特的問政態度與領導風格的內在價值。訪談中她一再強調:「不對立」,就能在體制內推動改變;「為眾人之事努力」,也讓她在思考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時,有了更寬廣、更長遠的視野與理想。而面對問題、實際了解問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是黃珊珊鮮明且獨具特色的「行動領導」,而她對於以文化作為首都品牌形象也有獨到的觀點與遠見。
台灣的社會氛圍是有秩序、溫和甚至是溫暖的,然而到了選舉時,就會普遍呈現熱情與激動的集體情感與情緒。再過幾個月,台北市即將出現一位新首長,在這個關鍵時刻,訪談副市長黃珊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樣的訪談讓讀者貼近了解首都城市運作的公務脈絡,更清楚台北市政是如何被推動的?在投入熱情推舉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之前,透過這篇文字報導,進一步了解究竟我們將要託付什麼樣的城市事務與權責給未來的首都市長?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來自軍人家庭的黃珊珊,兄姐大多從事公職,他們分屬不同政黨,但為國家人民謀福利的心完全一致。而有趣的是從她與自家二哥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即使各有堅持,但理念一致,最重要的是,他們之間是相互關愛的,這也是台灣社會的真相。出國時,在異國的海關看到拿著深綠色護照的台灣人,彼此都會交換著熟悉與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中帶著某種信任與了解,這也是民主社會最大的價值:不分貧富貴賤、不分政黨色彩,民主制度提供給每個社會成員安全與尊重。
來自「外省家庭」的黃珊珊,她讚嘆傳統市場的攤商是勤奮的台灣人,我也從這位每天精神奕奕推動市政的女性身上,看到另一種勤奮的台灣人的樣貌。我想,這也是台灣民主社會有成的原因:勤奮的人民在安定社會中樂於工作,並勇於挑戰。訪談過程中,黃珊珊因應攝影師要求而坐到辦公桌前、手拿公文拍照,當下竟真的細細審閱起公文來了。勤奮公務且絲毫不浪費時間,隨時能投入工作並樂在其中的樣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進黃珊珊的辦公室,除了隨處可見厚厚的公文檔,但令人眼睛一亮的,還有散置各處、大大小小、鮮綠色的卡通「抱抱龍」公仔,黃珊珊說,喜感十足的「抱抱龍」讓她在煩忙的公務中,可以放鬆心情,保持愉快與開心。每天行程滿滿的她,平時的抒壓方式是閱讀偵探小說、打電動和開車。即使已從政二十多年之久,言論中仍透露出活潑的性格,以及對一切充滿好奇、年輕的心。
在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誔生與衰亡》一書的譯者序文中,師大地理系吳鄭重教授提到珍.雅各的城市觀是:「身體空間、使用參與、街道生活和有機秩序的人性尺度」。身為女性的珍.雅各從女性的身體,意識到城市空間的存在,這樣的觀點影響了人們對紐約市及其它大城市的看法,從而擋下不少具有破壞力,以商業發展或工業經濟為強勢考量的城市規劃。黃珊珊對於台北街區特有的文化也相當重視,如:林森北路的條通文化、萬華超強包容力的地方文化,還有她對於市府同仁在疫情期間,工作負荷過重馬上有警覺,並且迅速加以改善,從而帶動更有效率的防疫工作,這些也都來自女性的細緻以及身體空間的思維。除了女性特質,再加上專業法學養成的理性思考,兩種特質的融合與協調,形成她獨特的領導風格。現在,就讓我們從十五歲的逐夢少女開始來解讀黃珊珊獨具特色的女性城市領導。
軍人家庭的小么女、獨立自主的人格養成
1969年出生的黃珊珊,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她的父母分別來自湖南及河南,在台灣相識與結婚。黃珊珊是家中的老么,在出生之前,家𥚃已有五個兄姊,單靠父親一人的收入難以維持全家人生計,更遑論栽培子女,因此,五個兄姊都唸軍校:大姊是唸國防醫學院的護理人員,大哥、二哥都唸海軍官校,二姊則是情報局,小哥唸中正預校。黃珊珊說道:「我們家可說是軍人家庭。」
由於母親在婚後十年,五個小孩陸續報到,並沒有意願再生一個小孩,黃珊珊說自己「是因為媽媽沒耐心等婦產科的人工流產門診,才被留下來的小孩。」原來當天,黃珊珊的母親已經準備好要拿掉孩子,卻因為醫師太繁忙而乾脆回家,而父親也鼓勵喜歡小孩的她「再多生一個」,於是才有第六個小么女的出生。原以為應該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黃家小么女,卻有著十分獨立的個性,因為她的童年並沒有一群兄姊的陪伴與呵護,「小時候,我不太知道哥哥姊姊是誰,因為他們都不在家,都在外面唸書,只有暑假才看得到家𥚃出現好多人。過年還不一定會見到他們,因為軍隊在春節期間,常常需要加強戒備。」除此之外,母親也給予她極大的自主空間,養成了黃珊珊獨立自主的人格。
父親從陸軍中校退伍後轉職警界,在經常調動的職務下,黃珊珊也跟著搬家。台中后里出生的她不僅住過台東、小學在澎湖讀馬公國小,後來又搬到鳳山高雄,畢業於高雄國中。而畢業那年,父親又因職務調回了台中,不過這時,黃珊珊並沒有考慮在台中讀高中,而是依循著15歲的把握與判斷,決定獨自北上考高中,而自小慧黠的她也在努力不懈下,考上夢想的北一女中。
做喜歡的事,就會很開心
「好酷哦!」這是15歲的她,北上就讀高中時的心情。15歲的年紀,有著青春的熱情與奔放,當時,一踏進位於總統府對面的北一女,世界正以未知而嶄新的樣貌向她展開。不過,她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只會讀書的人,也是個會穿著綠色制服去逛西門町的高中生,她和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一樣,會為了買演唱會的票,吃白土司省錢。即使有著旺盛的求知慾,卻也不是一個只愛在書堆求知的人,她提到,她是個想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人:「去做喜歡做的事,就會做得很開心!」
就讀北一女期間,黃珊珊還是北一女中的樂隊成員,要成為樂隊隊員可不容易,得要成績前三名才有機會加入,「為了要當樂隊所以要功課很好,因為我要穿樂隊的衣服,那很神氣啊!小時候莫名地對這件事有某種成就感,可以說是一種羨慕心態!」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她發憤讀書,並在過程中發現自己「很會讀書」,於是在當時就立下志願,未來要當一名學者。
高中時唸第三類組,喜歡科學研究的她,希望有一天能夠拿諾貝爾獎,因此在聯考時,選擇了台大大氣科學系。而在大學一年級的某一天,她無意間路過法律系民法總則的課堂,隨即受到王澤鑑教授生動、風趣的講解法律行為與法律效力所感動,在深深著迷之下,她決定要轉到法律系。但是,大氣系和法律系分屬不同類組,黃珊珊知道,她只有爭取全班前三名的好成績,拿到台大書卷奬,才會有機會轉系。一向對實現夢想有著強大動力的她,果然在勤奮努力下拿到了書卷奬,並如願轉進台大法律系。由於是「平轉」(大二轉大二),黃珊珊需要同時上完法律系大一及大二的課,過程相當辛苦,但是她仍然用了三年讀完了四年的法律課程,並且在畢業那一年考上律師。
去成為「體制內改革」的人
當年台大法律系的班上也有其它轉系生,不過黃珊珊是裡頭第一位從政的。除了那堂因路過、受感動而駐足的法律課,從此改變了黃珊珊的人生規劃之外,大二那年,正好碰上野百合學運,「幾乎全校都參與,台大法學院就在中正紀念堂旁邊,我們就翹課或罷課不上了,老師們也都去那裡抗議,我也很想去。但因為我沒有唸法律系大一的課程,所以是大一、大二的課一起上,不太敢翹課,只能在課餘時間參與」。不過當時,在她心目中如同天神一般的黃茂榮教授(曾任中華民國司法院大法官、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終身特聘教授)在課堂上,對班上的七、八位學生說了一席話:「我希望你們不要只是在外面爭吵,要坐到裡面去,到𥚃面去從內部進行改變,從而改變這個世界!」那一刻開始,黃珊珊便受到了鼓舞,從內部來「改變世界」的想法在她心中萌芽。回顧起當時的心情,她說道:「我看到其他的同學都跑出去參加學運了,好多人後來也成為陳水扁的助理,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很多人選擇了那條路。但是我選擇坐在課堂上好好讀書,我想要成為一個可以從體制內改革的人!」
雖然決定未來要走的是一條「體制內改革」的路,但黃珊珊認為自己也會堅持所認同的民主價值,不會只是跟著體制走。她曾經為了「廢除刑法100條」而和自家二哥吵架(二哥為黃曙光上將,曾出任蔡英文總統的參謀總長),竟然長達十年不和他說話。對此,黃珊珊自認是完美主義的「天秤座A型」個性所致——祟尚自由、公平與正義,追求完美。既是堅持理想,又是個完美主義者,而黃珊珊又自嘲是個「生活上的大白痴」,所有的精明都在「工作上」。
從內容到理論貫通的法律專業知識 只要機緣一來就全力以赴、處處用心的她說:「我是一個為自己負責的人。」大學的時候,黃珊珊認真地想著未來要當法學教授,因此十分投入地準備。「我有一些同學,父母很期待他們能當司法官,他們也都很用功,每天看到他們從早上八點坐著讀書到晚上八點。我早上八點陪他們,九點鐘開始看報紙到十點,接著中午還要跟他們一起吃午飯,再睡個午覺,下午五點左右,我就去當家教了。當時我是每週一、三、五上家教,二、四、六去上德文課,因為我想到德國深造,未來當個有貢獻的法學學者。我就是這樣每天過著很快樂的日子,我閱讀許多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期刊。同學們都不重視這些,我反而覺得這才是基礎。我唸書的方法和大家不一樣,我感覺自己是從理論到內容都讀通了。最後參加各種資格考試及公職考,我只報考律師,也是因為要陪同學去考。結果放榜時,我考到全國第十一名,我同學落榜,後來他又陸續考了五年。有一個學弟知道這件事,還誇張地把眼鏡踩在地上,說:『黃珊珊這傢伙每天吃午餐、睡午覺、看報紙,結果她一次就考上,還排名在前面⋯⋯。』」 「後來人家問我怎麼讀的?我回答,看論文、看教科書啊!你們幹嘛每天看重點?我並沒有補習,我是唯一班上沒補習考上前十一名的。所以我才說重點是法學知識的基礎,基礎沒有打好,每天背一大堆法條有什麼用?要把根基打得深,到現在為止我都不背法條的,但是我知道法條出自哪裡,也知道是什麼原因,為什麼有這樣的法條?台北市政府那麼多的法條,為什麼我當市議員的時候可以抓出這麼多問題?重點就在搞懂法律的基礎。」 一旦了解法條背後的邏輯,邏輯通了,也就能懂得許多事。這個方法在她當律師的時候,就運用得相當得宜,她說:「接案子一看就知道有沒有法律依據的勝算,有的話就好好進行。所以我當律師當了六年,能獨立接案子後,到了第三年就當合夥人了,我的老闆就把事務所的案子全部交給我。」 |
六年的法律服務,體會到助人的快樂
黃珊珊回顧當初考上律師執照後,選擇了一間規模較小的事務所任職,因為她認為大事務所只能待在一個部門,而在小事務所裡的學習會更全面。事務所的老闆曾經擔任過檢查官,當時主要是負責刑事案。有一天老闆提到自己的一位朋友,剛當選基隆市議員,對方想要找律師去他的選區做法律服務。由於黃珊珊在大學時就當過「法服」義工,很喜歡用一己所學為社會提供服務,於是開始在這位基隆市議員的選區擔任法服律師。原本的生涯規劃是打算只當幾年律師,存一些錢之後就去德國唸研究所。但為了去基隆做法律服務,在第一年黃珊珊拿出存款買了一輛車,就是為了要開車去基隆,這麼一來,存錢出國的計畫也只能取消。
在基隆整整六年的法律服務期間,黃珊珊看到當地民眾相當弱勢,有些人連國語都不太會講。她提到,自己是在這段期間才學會台語的,因為必須要講台語才能與民眾溝通。她認為,法律服務的工作比在事務所接案子還要開心,因為事務所接案子就是為了賺錢,有些客戶還不見得聽從她的建議,許多時候還要聽客戶的。而法服的個案都願意聽她建議,相對有成就感,再加上每當看到個案的問題因她的服務而得到解決時,心中會充滿著助人的快樂與開心,黃珊珊說:「這些需要法律幫助的人沒有錢,但是他們會煮雞湯來給你喝,我覺得那個雞湯比給錢還要有意義多了。給錢的顧客還會挑剔你這個沒做好、那個沒做好,但是當我投入法服的工作,我發現這是會讓我快樂的事情。」也是因為助人的快樂,才能讓黃珊珊不畏寒暑地往來於台北與基隆之間長達六年。
在法服期間,那位基隆市議員在聽到黃珊珊進行法律服務時,基於法律現狀而跟當事人無奈地說:「礙於法規,這是不行的。」當時,這位市議員便告訴黃珊珊,他要拿去立法院修法。這讓她相當震憾,因為她發現律師有時候只能跟當事人說:「礙於法規,所以無法可想。」但是法律有問題,為什麼不能修法?基隆市議員的一句話,無意間向黃珊珊指出一條能帶來改變的道路。
黃珊珊認為,雖然律師的訓練讓她面對任何事情時,都能理性判斷並且在短時間內找出事情的徵結與重點,但她也在律師生涯中發現,許多不合情理的法律,即使熟悉法律也無法改變「法律會傷人」的事實,也是因為這個發現讓黃珊珊日後選擇走上能夠帶來改變的路——從政。
參選——服務大眾,比當律師還快樂
經人介紹下,黃珊珊認識了璩美鳳,當時謝長廷因為宋七力事件提告璩美鳳,而璩找黃珊珊當律師。黃珊珊自認當年還是一個出社會沒多久的小律師,有一天璩美鳳提到,新黨要找年輕人參政,並問她要不要參加選舉?黃珊珊回憶當時的情形,說道:「那時候存款只有八萬塊,唯一的考量是老闆將整個事務所交給我,我不好意思離開。如果我離開,事務所就垮了,在道義上我是不能離開的。但是後來問過老闆,他也贊成我參選,他會再回來事務所接手。當時我只認識內湖南港區,我同學一家四票,但我就這樣參選了。」
黃珊珊原本想選的是自己律師事務所位址的中正萬華區,但因為當時鍾小平一定要選這一區,最後就只剩下內湖、南港的選區,在沒有其它選項下,黃珊珊接下內湖、南港選區,沒想到她為這一區的民眾一服務就是二十多年。黃珊珊還記得那是民國87年,當時內湖南港還沒有現在的榮景,大家都開玩笑說:「那𥚃除了草還是草啊!」當時為了要投入選舉,她去銀行貸款,再加上朋友們的標會,就這樣開始人生的第一次選舉,而當時的選舉助理就是外甥及外甥女,一個20歲,一個18歲,沒想到竟然會高票選上。當年還未滿30歲的黃珊珊既年輕又有律師專業,而那個地方都是家族政治,如李彥秀、陳義洲、闕枚莎,因此年輕又沒有家族包袱的黃珊珊,相形之下就相當突出。
至於為什麼參選?黃珊珊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當一輩子律師,就沒有辦法改變不合理的法規,她想要成為能夠改變法律的人。除此之外,她覺得服務大眾比當律師還要快樂,如同她一再說道: 「做人就是要做快樂的事」,這也是影響黃珊珊的人生方向與抉擇的另一個原因。
當律師時,黃珊珊常會覺得法律不是單靠律師一個人的專業就能決定的。比如說,要判決一個人的生死,作為律師應該儘量呈現真相,但是有時候,為了委託人的利益,還是不可避免地要避開某些真相。不過,在進行法律服務時,她發現可以完完全全地告訴當事人該如何盡量就事實來說話,她喜歡這樣盡本心及真實的情境來幫助人,所以當有人建議可以參選時,便發現這是一個可以進入體制內去改變的機會,因此沒有考慮太多就全心投入了。
日積月累下的「善循環」
那一次參選的過程,有很多志工來幫忙黃珊珊,因此當選後,她第一時間就向選區的民眾承諾會提供法律服務。黃珊珊說她發出許多「法律諮詢卡」,「只要拿著這個卡,黃珊珊一定會為你服務!」那張卡到現在還有人拿著,終身有效。黃珊珊的服務處在民國87年12月25號當選台北市議員的當天成立,一直到她離開議會進市府的那一天,總共提供了21年的法律服務。每個星期二,黃珊珊在她的服務處服務約十幾位民眾,假日時還會去菜市場擺攤繼續服務,20多年來,累計服務了將近10萬人次的民眾,黃珊珊說:「透過提供法律服務的方式,我可以直接接觸到民眾,並且實際了解到他們的困難與問題。不像其他民意代表需要『跑攤』出席各種紅、白場合,反而是民眾直接來找我,我不用去找他們。」由於在法律服務裡,黃珊珊累積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市政疑難解決能力以及廣大的民眾支持度,在選舉期間,不論是掃街拜票或是參加各種餐會,常會遇到民眾主動表明支持,因為她曾幫助過這些人的某位親朋好友。黃珊珊認為這或許就是所謂的「福報」。當她投入熱情提供法律服務時,並沒有想要得到什麼回報,反而是開心地用她的專業提供服務,日積月累下來,就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善循環。
持續做了21年的法律服務,黃珊珊的服務處目前還有一位律師固定提供法服,這名熱心的律師住在新店,他的事務所在重慶南路,每個禮拜二他會從重慶南路騎摩拖車到內湖,晚上10點服務完,再從內湖騎回新店,這樣也持續了20年,黃珊珊說:「沒有熱忱是做不久的。」這位律師還對她說:「珊珊,只要妳服務處開一天,我就來幫妳服務一天。」黃珊珊相信這位法服律師是開心的,因為幫助人會令人內心喜樂,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喜悅,沒有身處其中是無法體會,但一旦身在其中,就會令人樂此不疲,數十年如一日。
傳統市場是台北市民生活的一大特色,每週一次的傳統市場購買,對許多上班族來說,更是一件非常療癒的事。傳統市場的經營在現代超市及網路購物的競爭之下,再加上疫情更是大受影響。未來傳統市場的改建與轉型牽動著首都市民的生活,同時也影響著台北這座城市未來的生活樣貎。
傳統市場:台灣第一線的生命力
提到傳統市場,黃珊珊的眼睛透著開心的光芒,她說:「全世界沒有辦法像台北這樣子,雖然日本、香港的傳統市場和我們的差不多,新加坡則是十分整潔,但是,台灣傳統市場的人情味真的是獨具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商品plus人情味』。上一趟菜市場,會學到許多生活知識,即使只是買一雙三十塊錢的襪子,老闆都會跟你講上十分鐘關於這雙襪子的種種知識。傳統市場的店家都是純樸且認真工作的人,他們每天清晨兩、三點就出門批貨,到市場做生意到下午,有的人還會接著去黃昏市場擺攤。他們可能穿著樸素,工作起來衣服也會弄得很髒,但是你沒有辦法想像,他家裡可能栽培出兩、三個博士,那就是勤奮的台灣人!傳統市場的攤販通常營業環境不佳,無論天氣冷、熱,無論刮風下雨,他們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那得要有超人的毅力,他們都是為了生計而努力的台灣人!」
黃珊珊認為,傳統市場也是民生消息的第一線:台灣的經濟現況、物產供需以及物價波動等資訊都是走一趟傳統市場可以得到的。黃珊珊說:「疫情期間,我更常走進傳統市場。」不過她也提到,因為疫情的關係,傳統市場的人流比以往減少許多,當然消費力也大幅降低。從這𥚃可以明顯感受到整體的民生消費市場有下滑的狀況。
黃珊珊回憶2016年縣市長選舉時,柯文哲市長與她各自參選市長及市議員的連任,她和柯市長一起在傳統市場掃街拜票。而柯市長注意到一件事,並問:「黃珊珊,妳怎麼每一家店都認識?」當時她回答說:「我在這裡20年,如果不認識每家店,那也該去跳樓了。」
黃珊珊說,菜市場的攤位常常一擺就是幾十年,提供的食物品質一定是好的,否則不會有顧客,所以即使是一家小小的涼麵店,都具有可觀的人流。就連修改衣服都是有技術、有口碑的,她認為菜市場內最厲害的就是修改衣服:「許多人在百貨公司買的衣服,不合身都是拿去菜市場修改,百貨公司修改衣服的手藝沒有傳統市場內的好,傳統市場隱藏了許多職人跟達人。」
疫情下的傳統市場:用「補助」來納管
雖然菜市場有這麼多的功能,但是它的問題也很多,最明顯的就是髒亂,攤販管理的確是一大問題。最常見的就是和警察玩捉迷藏,黃珊珊說:「疫情期間,我們就不能不管了,究竟有哪些攤位?究竟誰遇到誰?傳統市場的疫調要怎麼做?我的辦法是『用補助來納管』。也就是說,由市府提供補助經費,攤商可以來申請,做招牌或是購置抽油煙機,這樣就出現成效了。去年我們還提供紓困補助,只要你有納管,就可以申請補助。現在他們都登記了,不用再躲警察了。」
至於什麼叫納管?黃珊珊提到:「管人、管地、管秩序,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我們提出來的規範。比如說要留出四米的消防通道、要乾乾淨淨不准排油煙、不准排油水,最重要的是要有公開透明的價目表,不可以賣一包幾百塊的芭樂。」
她強調,用自治會的方式讓攤商納管,所有的價目標示必須清楚。她以艋舺夜市為例:「這個夜市沒有油煙、非常乾淨,而且攤販都整齊擺在兩條藍虛線中間,馬路、人行道都空出來。這樣的納管讓公部門成為輔導單位,業者只要配合就能合法經營,這也是公部門與攤商雙贏局面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