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形式與內涵

文   楊風
大家都知道，現今流行在詩壇上的新詩或現代詩的創始人，是民國初年的胡適（1891-1962）。那是他所推動的白話文運動的最後一環。他在〈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當中，把新詩定位在新詩所用文字（白話文）的大解放。他認為，這是古今中外文學革命的共同特色；他說：

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

他舉歐洲三百年前各國的國語文學運動，從詩文必須採用拉丁文，到採用各國不同語言的大解放；例如，十八十九世紀法國囂俄（Victor Hugo，又譯雨果）、英國華次活（Wordsworth，華滋華斯）等人所提倡的文學改革，都是詩的語言文字的解放。而中國的文學革命也是如此，從古體詩發展到近體詩，從講究平仄、對仗、每句字數相同的格律詩體，到長短句還可歌唱的宋詞，再從宋詞發展到元曲，這些過程，都是胡適所說的＂文的形式＂大解放。

然而，卜商（孔子弟子子夏）所寫的〈毛詩序〉卻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可見，詩的核心不只是外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實質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情」。

胡適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因此，他在〈談新詩〉中接著說：

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

這次《人間魚詩生活誌》願意花大錢，主辦「金像獎詩人百萬賞」的徵稿，相信主辦單位所徵得的詩作，既能兼顧「文的形式」解放，也能衷心傳達詩人內心的「志」、「情」。

有些人也許還疑惑：白話詩如何進行「文的形式」解放？這當然不是要回到文言的古詩窼臼，也不是要創造現行白話之外的新語言。而是要在白話詩句裡，做一點形式的變化。早年，現代派的林亨泰，曾以圖像詩而聞名。他認為，白話詩「在文字上，即立體主義。」（見：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刊於《現代詩》20期。）他認為，中國字的特色是空間感（立體感）；這和西洋文字的特色是時間感，有所不同。他在〈中國詩的傳統〉一文中說：中國的文字，不是「音標文字」，而是依據六書原理，所構成的方塊字，因此字的本身就具有立體感。

他這個觀點，和新心理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的健將──佛洛姆（Erich Fromm）的說法，相符合。佛洛姆在他的〈心理分析與禪〉一文中，曾以「下雨」（it rains）這一語句為例，說明不同民族會有不同的著重點：希伯來文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卻不注重時間的過程；拉丁文既注重完成式和未完成式，也注重時間的過程；英語所注重的則是時間的過程。而在中文，著重的不是時間而是空間；這從「下雨」這一詞的「下」字具有空間意義，即可明白。

中國文字既然是立體性的（空間性的），那麼像古詩詞一樣，不好好發揮它的這個特性，就太可惜了。古詩詞先是以每行字數的限定（如五言、七言），以及行數的不可更改（如絕句只能有四句），乃至對仗、平平仄仄的押韻等等嚴格的規律，來完成一首詩。宋詞和元曲也是採取相似的方法，要人把詩句填入固定的幾個「詞牌」。而元曲，儘管採用了一般平民百姓的口語，在文字的數目上，用「襯字」的方式，改變詞句的字數；但在寫作的技巧上，基本上與宋詞，同屬一類。

相對於唐詩的固定行數和字數，宋詞和元曲的「文的形式」解放是長短句；胡適提倡的白話詩，是這一解放的進一步。善用這個特色，長短句，就可成為白話詩的美學要件。中國字的特色是：每個字都是一幅（方形的）圖，因此，由圖（字）所堆疊地來的每一段（篇）詩也是一幅圖。詩中詞句的長或短，可以用來判定這幅圖的好壞；當然也會影響它是不是一篇好詩。而這些「文的形式」都是自由自在的，沒有固定的、非遵守不可的「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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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詩和古詩詞一樣，有「文的形式」必須照顧；但同等重要的是它的內涵，也就是卜商所說的「志」和「情」。而這卻是另一個一時難以說清楚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目前即可說清楚的：志，必須是自己的志；情必須是自己的情。（2022/12/24）